李慎之先生文集

邢小群:李慎之先生讲话喜欢走来走去。戴着一副眼镜，脖子上还挂一副眼镜。面带微笑，声音中气很足。李先生退下来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知道的人说起他来，总是带着尊重的口吻。他在学术界知名度很高，可是他发表的文字却很少。这对我来说是个谜。后来在采访中，他告诉我，他平均一年只写三篇文章。可谓惜墨如金。但他的文章一出来总是引起思想、文化界的关注。这就更引起了我采访李先生的兴致。他先是表示不愿意和媒介有什么瓜葛。我再三说明我写作的初衷，他才与我谈起他经历的往事。

我一到延安，很多同志就把我当成老干部

我应该算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用延安时代的观念看，不管你是大地主大官僚出身或者贫下中农出身，只要你上过学，就叫小资产阶级。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讲话中，毛主席说过：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你们不愿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一个人当，我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话里的意思隐藏很深，这才能证明改造的必要性。以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词就消失了，都变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后来就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所以才会有荣毅仁这种资产阶级左派和我这种资产阶级右派。

我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但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祖母守寡养大我父亲。我没见过祖母，我姐姐没见过祖父。祖母出身书香门第，安徽人。祖父是无锡的“米蛀虫”，是米行里的二货(二把手)。米行生意本来就小，祖父又是小老板，祖母就觉得嫁到这家里很委屈。所以一定要把我父亲培养成知识分子。我父亲立志苦学，考秀才没赶上。因在大柜台前看书，还被老板狠打过。他在法院里当过录事；自己办过在当地算是有些地位的报纸。后来有了稳定的工作，在县商会当文书，月收入几十元大洋，仍不能供我们兄弟几人上大学。他又兼其他县商会的文书，及上海《申报》、《新闻报》驻无锡的记者，这些加起来一百多元大洋，后来自己也盖了房子。

我是1923年生。在中学时，遇到一个好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他最早让我看的是《公民》课本。那是王芸五编的一本书，一上来就讲宪法：人民的义务和权利。还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他撕掉封皮给我看，巴金的小说也让我看，这算是我的启蒙。后来，我主动找各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来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水平不算高，但是对于一个初中生来说，是相当深刻的启蒙，从那以后我就对哲学感了兴趣。我读的第二本哲学书，是胡适的《哲学史大纲》，还有一本《中国历史教程》，很薄，这本书对我非常刺激。它不按中国的朝代讲，而是讲中国社会五阶段论：中国有甲骨文是什么时候；产生铁器是什么时候；中国奴隶社会是什么时候，于是就觉得这本书学问大极了。我从小读的古书不少，但没见过这样讲历史的。高中毕业时我吐了血。吐血以前，身体已经极坏。后来我有意挑选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来考，都考取了。但还是休学了一年后，才去上大学。选择到燕京大学是为了异地疗养。我学的是经济。当时，我真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学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讲经济的，所以，我学经济纯粹是想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在燕京大学只呆了一百天。当然，我若不是得了肺病，我在燕京读书会有一年零一百天。我未婚妻是燕京1940年的学生，学英文；而我是1941年的学生，我们俩是同年考上燕京的。从燕京出来，我就到重庆自流井曙光中学教书，和谢涛在一起。教书半年，因宣传马列主义，特务要抓我，为了不连累谢涛，我连夜翻墙逃跑。到了成都，找到共产党，让我去了《新华日报》。

我未婚妻从燕京出来，先是到张家口去筹备外语学院，然后延安把她调去搞广播。她去了延安，我也去了延安，但我们两人事先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去向。我本来是决定去香港的。抗战胜利以后，《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同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中央计划由《新华日报》取代《解放日报》，就从重庆《新华日报》挑一个精干的班子，到上海筹备。重庆《新华日报》三首长：社长潘梓年、总编辑章汉夫、总经理熊瑾玎都去了上海。还有搞国际的乔冠华，搞文艺的林默涵、刘白羽，我和范建亚，也同周恩来一起到了上海。后来内战了，要撤点，人员兵分两路，一路去香港，如章汉夫、乔冠华等；一路去陕北。去陕北的是少数。我本来是要去香港的，但他们说你爱人已经去了陕北，你还是去延安吧。章汉夫给了我一张火车票，说明天你就去南京，从今以后，咱们运气好的话，十年八年再见，运气不好的话，就永别了。真没想到共产党胜利得那么快。我一到延安新华社，很多人就把我看成是老同志，我的平级干部，有“三八式”，我的部下也有很多是“三八式”。

毛主席每天要花时间看我们编的《参考资料》

我原来是新华社国际部的副主任，王飞是主任。我分工管《参考资料》(大参考)和《参考消息》。那时“大参考”的文字量比现在多五六倍，为了执行乔木同志要把新华社办成“消息总汇”的方针，为了追求实效，我决定《参考资料》一天要出三本，上午版六十四页，中午版二十四页，晚上版三十二页。而且要求一定得在早上8点、中午1点、晚上7点送到中南海办公桌上。这样：“一日三参”，还都是老五号字，每天都有二十三四万字，量很大。《参考消息》是毛主席在江西提倡的，在延安时就有了。但《参考资料》是我们首创的。后来因为江青骂《参考资料》：你们不想想，主席年龄那么大，要拿放大镜看《参考资料》。从此“大参考”变成了大字。那时星期天是停刊的。江青又发话了：礼拜天主席要看《参考资料》，怎么没有了？结果，星期天，节假日，都照样出刊。这句话，执行了二十年。那时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去中南海开会前后，常要到国际部了解最新情况，同时也要把中央讨论的情况，特别是毛主席讲的话，向我吹风，以便作为我们搜集材料的指导。还有“苏共二十大文集”，出了二十本。这也是我们搞的。

波、匈事件以后，毛主席就想到，他所得到的最多的消息都是从《参考资料》上来的。就派他的秘书林克来找王飞和我。林克曾在我手下工作，1954年秋在《参考消息》选报组组长任上被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帮助毛主席看《参考资料》。那时如果在世界上找对苏共二十大了解最多的人，我算一个。那时我年轻力壮，一天十几个小时地干。毛主席每天都要花时间看我们编的《参考资料》。当然无论什么，他总是用他的眼光看问题，别人改变不了他。苏共二十大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对毛泽东来说，非常意外。看了赫鲁晓夫报告后，人们的反应有两个极端，虽然我当时真是睡不着觉，但是我是相信的。因为我看过很多苏联清党文件以及乌克兰大饥荒报道，尤其看过一本书叫《我选择自由》。看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后来赫鲁晓夫报告对其时间、地点都有印证，看来不是什么帝国主义造谣，我相信了；另一类人就不相信。毛泽东是又相信又不相信。一方面，斯大林曾给中国共产党出过一些坏主意；另一方面，毛可能很早就意识到斯大林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报告的中文版，是朱总司令参加苏共二十大带回来的俄文稿，由代表团的译员翻译的。吴冷西对我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几乎天天开会，这是我党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会议主要讨论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要求我们国际部搜集全世界对此问题的反应。我和当时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姚臻一起编的《批判斯大林问题集》，在搜集各国的反应方面，可以说是最完备的。其实国际问题一直是新华社的专利，而新华社的国际新闻就靠我们了。参编部和国际部从分工范围上归我管。如果说需要把资产阶级的新闻经过无产阶级过滤，为我们所用，作意识形态转换，我就是这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

中国写“观察家”文章也许是从我开始

中国写“观察家”文章，也许是从我开始。抗美援朝时在开城，我写过《开城观察家评谈判局势》，发回国内上《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乔冠华说，你行啊，这类文章我是写了好多年，才学会。我开玩笑说，我资格比你老，我1946年就到延安了。作为意识形态专家，我确实有经验。1957年以前，周总理重要出访我都要跟着去。亚非会议，写了关于《亚非会议的介绍》；日内瓦会议，写了《日内瓦会议日记》、《日内瓦会议最后的报导》。这都是捧场，很难写。周恩来真正的处境，是不能如实写的。只能把矛头对准美帝国主义，到底美帝国主义怎么破坏亚非会议，我也不清楚。周总理最大的功劳是压倒了尼赫鲁。尼赫鲁很骄傲，把周总理看成比他低半辈。他把自己视为这次会议的教父，老训人，人家都不买他的帐。周恩来比较谦和。我还直接给总理起草公告。我是外交部的客卿，总理要出国，就找乔冠华，乔就来找我。有时是总理直接点名叫我去。所以我应该算是个红干部。

1952年让我当了几天打虎组长，就忽然调我去朝鲜，以红十字会名义去交换俘虏。在谈判没结果时，又被组进政府的文化教育考察团，到苏联和东欧考察。一个多月后电报来了，说朝鲜又要动了，让我回朝鲜，调查战俘情况。在朝鲜还有两个人和我一块调查，一个叫潘方，曾是和朱总司令一起的人；一个是贺秉宣，六十五军军长。我们调查的这些人都被刻过反共抗俄的字。那里的情况，给我刺激很大。我曾回国向萧华汇报战俘情况。我说我有一种感觉，觉得战俘不容易回来，因为共产党认为战俘是丢人的，是犯错误的。萧华听了哈哈大笑，说中国人哪个不想家啊。我又一个人返回朝鲜，传达他们的思想。又给俘虏做解释工作。什么是解释工作呢？两个印度兵夹着一个我们的战俘来，我们的首长对他说：你是受了欺蒙的，你们刺了几个字不是你们自己的责任。回去以后，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些人还是表示不回来。金日成和彭德怀的《告被俘人员书》是我起草的。但是美国人是拿来录音机对他们的战俘讲话的。他们对俘虏说：你们回去是什么什么样的待遇，我们有国家法律，我们会按法律办事；你们如果不回去要判一年徒刑。你们的工资到回去那天去领，都攒在那里了；如不回去就全没有了。结果他们的人都走光了。后来只有一个人没回去，现在在山东济南，娶了中国的老婆。这对我又刺激很大。我觉得一个法制的国家，是讲道理的，最后能取信于他的战俘。贺秉宣作了大量调查，就如何改变我们的战俘观等问题写了本书。朝鲜战争的美国战俘，回去照样当将军，甚至当到中将、上将。中国的战俘一回来就完了。而他们在朝鲜是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的。我们对战俘太严厉了。

我被打成右派，是和我提出“大民主”有关系的

你知道吗？我被打成右派，和我提出“大民主”有关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23页有这样一段话：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讲法很形象化，他们就借用这个话。这段话说的就是我。毛主席封我是司局级干部，其实我当时的职务是处级，因为我是十一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当时新华社社长不过是司局级，因为过去它隶属于新闻总署。1982年，我在玉泉山起草“十二大”文件，胡乔木把我叫去，向大家介绍说：“这就是当年主张‘大民主’的李慎之。”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波、匈事件后毛主席派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国际部向王飞和我征求意见时，我和王飞大谈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联系吴冷西对我讲过的一些话：“毛主席说我们现在还是在训政时期”；“毛主席说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毛主席说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我就对林克说：“请毛主席除了经济建设的五年计划之外，还要制定一个还政于民的五年计划”；“我们也要开放新闻自由；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应当建立宪法法院；革命胜利以后就是要搞点改良主义……”我这些都是针对毛主席的话引发出来的。我以为自己是想毛主席之所想、好毛主席之所好，没想到真是南辕北辙。后来吴冷西对我说，毛主席的原话是说：“大民主就是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我听了这话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要上大街。我是说过，我们现在是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但是确实没有说过“小民主不过瘾，要搞大民主”的话。我的所谓大民主，是指国家在大政方针上应该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什么是小民主太多呢？这也是有针对性的。当时是建国七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调资定级工作刚刚过去。那次调级，我一方面坚决反对上级领导给我个人的提级，另一方面又对几乎天天都有人到我办公室，甚至到我家里来诉苦的现象十分反感。来的人都说自己什么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多少，别的什么什么人跟他同时或比他还晚参加工作，现在级别是多少多少，我以为一个人自己到上级面前伸手要求提级是岂有此理的事情。而且这样的结果，几乎人人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一次调级，半年不太平。此外，分房子啦，调工作……一概是如此，待遇一点不能少。那些爱整人的人，在这些问题上是整不了人的。我的小民主太多，就是这个意思。我心里想的大民主太少，是指制度问题，而毛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我们这一代人从小一方面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一方面有民主理想。原来认为社会主义就是高级的民主，共产主义是最高级的民主。这个错误，恐怕从马克思开始就是这样的。他们觉得公有制还有什么不民主？后来吴冷西还专门找王飞和我传达：“主席说，这两个人是好同志，回去不要批评他们。”又说，“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林克知道了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又来找我，问我是不是他把我的话传错了，颇有歉意。我没觉得和他有什么关系，只是再次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针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他听了我的话，又去向主席解释了一遍。主席说，“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什么不同。”

前面只是说我被打成右派的背景。如果说关于大民主，毛主席说过批评的话，但说过后，他可能就忘了。有些人传言我是“钦犯”，是毛主席亲自定的右派。这是误会。我只能说这三个字深刻地留在了他印象里。我不是“钦犯”。而定我右派的材料第一条罪状，我万万没想到，是说我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我大为惊讶!批判会上没有人这么说。况且，我主持的每天三本书毛主席是表扬的，说新华社的工作做得很好嘛。

我自认为是党的宠儿，是中央机关的先进工作者，很有党性，和党赤诚相见。但也有人说我的右派言论是最多的。当然，我说话也没边儿。因为我从没有经历过运动。我觉得我的背后是吴冷西，吴的后面就是毛主席呀。我们党有个传统，就是党报总编辑可以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这也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邓拓原是《人民日报》总编，他虽是新闻界的老前辈，但对国际问题不熟悉；况且从江西时代起我党国际消息的来源就完全集中在新华社手里，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会问到国际上的最新情况时，邓拓同志实在是心中无数。后来由吴冷西代替邓拓参加政治局常委会议。吴冷西不但领导着当时掌握全部国际消息来源的新华社，而且曾任《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国际部主任，因此在中央会议上能够做到有问必答。吴冷西在那时是我见到的头脑和口齿最清楚的人，他一去毛泽东就喜欢上他了。他的国际问题高参是谁？是我。我们国际部主任王飞同志搞过运动，比较紧张。他是老延安，我是1946年才去的延安。我不以为然，不认为我犯了错误，随后就同周恩来出访亚欧十一国了。后来我想，为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这两句话，理所当然得当右派。

右派不说平反说扩大化，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在扩大化里。反右开始是1957年6月8日，但是处理、降级、放逐、开除党籍都是1958年3月以后。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是后期扩大化，所以有的人都是后期扩大进来的；有的人还是后期补课进去的，一直补到1958年年底。新华社党委除一个人外，都不同意划我右派，说明我人缘还算好。但由不得你。说到后期处理，也很有意思，像我们这些所谓掌握政策机密的人，明天早上要批判了，今天晚上还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看？

1958年3月8日，支部通知了我，你已经不是共产党了。真好像是离开娘的孩子。我给毛主席写了匿名信：“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署名一个党内右派分子。说明我对党的感情吧。我当了右派，降了六级。以后，大约有一两年多的时间，一想起来就会掉眼泪。自己给自己做工作，总是从内心说服自己：就假设你错了。王蒙写的《失态的季节》，说的就是那时的右派整右派，真是左得厉害。一直到大跃进，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在心里做假戏了。我就对自己说了八个字：削肉还母，剔骨还父。

大跃进失败了后，从此我一直是以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

1973年总理点名让我回北京，我当时在干校。周总理把新华社军代表张纪之找去，说，朱穆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出来嘛；李慎之在哪里啊，可以让他工作嘛。张纪之不知道李慎之是什么人。

1978年3、4月，胡乔木忽然干了一件大胆的事。我当右派后，是不与他们来往的。温济泽找到我说，你赶快写个报告，检查一下，要求重新入党。对这个问题，我很早就考虑过了。如果有一天这个事件要平反，我怎么想？第一得宣布我是冤枉的，把党票还给我。后来是要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临上飞机前，新华社加速给我办完了恢复党籍手续。以后出国多次，我都填写是共产党员。美国很混账，你去美国，他总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你是共产党员，就歧视。你不写，按美国法律，就是隐瞒。我前后都填写是。后来新华社支部还给我写信，说我光明磊落。我回了一封信说：非常感谢，我也没有你们说得那么好，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就是我曾承认了我没有犯过的罪。

1996年10月整理

原载《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1

附：邢小群：七年前的一次采访

2003年4月27日

李慎之先生走了，悲痛之中，我觉得不能不写点什么。

写什么?我虽然采访过他，整理过一篇《李慎之叙往》；也在很多场合与他见过面，听他高谈阔论，但我对他仍然感到陌生。为什么？高山仰止？不全是。采访过他后，我并没有主动问候过他，尽管在节假日从来没有忘记提醒自己对他的记挂，还是“景行行止”。特别是看了先生的几篇文章后，自知无法与他在一个思想的平台上对话，我只有敬重他。

在那次访谈之前，我没有看过李先生的文章。采访先生之后不久，在1997年3月16日的《环球时报》上，第一次看到先生的文章：《中美关系之我见》。文章中说：“只有到了1/4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才能看出《上海公报》不仅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而且意味着中国国家目标的转变——由世界革命转为现代化。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中国人民都拥护以现代化为国家目标。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把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开头的1979年视为‘改革开放的元年’。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人切身体会到了生活的重大变化。当然，以后的曲折在所难免，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常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船已经启碇。’”

先生文章大气，高屋建瓴，就是与众不同！

我想起他接受我们访谈时的情景。

那时先生说，他一年只写三篇文章，一篇给《读书》；一篇给《东方》，他投稿自然在于他对杂志的认同。还想起他说过：绝不给《人民日报》这类说假话的报纸写文章。也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我有话我自己写。此前我给他看了几篇对其他几位右派的采访录，他才破例接受了我和丁东的采访。

今天，找出1996年夏天采访他的录音带，一共有三盘半。按照常规，可以整理出两万多字。但当时我的稿子只有七千字。为什么呢？回想一下，除了考虑有些话发表会受限制外，和先生的谈话习惯不无关系。他的谈话跳跃性很强，比如，他从一个问题谈起，涉及到一个人，他便大段谈论起对这个人的看法，这倒也无妨；可是说到这个人的时候，又涉及到某件事，他又很深入地谈起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件事又碰撞出他的什么思考与看法——于是，过了较长时间，还没有回到起点的问题上来。先生谈话的信息量很大，我们不好打断他，他便信马由缰地往前走。当然他仍会回到原主题上来的，可是，此时一盘带已经用完了，受他谈话的引导，我已忘记初始的问题是怎么切入的了。有一次，他说：“我说话你们可能觉得有点啰索，我想，我写作不这样。”当然啦，他的《中美关系之我见》就告诉了我：这个是文章李慎之，那个是谈话李慎之。先生的讲话特点是思维极为活跃，怎么整理呢？如果以对话方式整理，倒是留下了口述史的原始面貌，但谈着谈着走得很远，会显得没有层次。于是我就按问题来整理，确立了问题，把所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集中在一处。这种整理的缺点是去掉了思想的枝蔓，去掉了他爽朗笑声中谈到的花絮。也出于发表的考虑，不得已删去了不少思想的火花和重要的资料。文字是简洁了，生气却少多了。

现在，我将他的讲话没有发表过的部分整理出来，为了意思的完整，还得把在不同段落里面谈到的相同内容集中一下。

“毛泽东晚年有个奇怪的现象。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是从国际上开始的。反修防修，挖出身边的赫鲁晓夫！而且他为这个事情，做了十年以上的舆论准备。毛泽东在这方面是厉害的，上帝也帮他忙，让他活这么多时间。他倒并不急急忙忙，但他下定了决心，要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觉得他对刘少奇寻找了十年。不知道那天决定的？

“六四以后，你们这代知识分子，就有很多人动摇，当然不是说你们了。有些人就想做官，就想下海。

“王蒙这一代人，年青时确实有过青春万岁那种激情，这东西，我没有。1949年毛主席天安门升旗时，我刚好接待一个法捷耶夫代表团，我们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升旗。新华社就有两人在观礼台上，交通管制我们回不去，我看到城楼上只有一个记者，也是激昂慷慨，非常热情。王蒙他们是五十年代才启蒙，才那样激动。我的启蒙是从王芸五的《公民》课本开始的。我老有点回忆过去，不是忆苦思甜，而是觉得过去不错啊！－哈－哈－哈－哈---所以，我是胎里坏，不是根红苗壮苗，后面我要讲，我是真正的右派。

“吴冷西的回忆录最无聊、最无聊了。他有十年的日记。（丁：真东西没有。）这一段是他的重要时期，他列席十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做笔记是很详细的。（丁：但他发表的日记都过滤掉了。）吴冷西当时要听什么传达的话，他的笔记是记得最好的。“反右”他几乎知道全过程；“庐山会议”他经历了全过程，思想和李锐也差不多；文化大革命他是“二月提纲”的起草者，他都不写！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共产党改造人的力量，我真是佩服！我对他很奇怪。那时，他跟我的关系非常好。那时他思想也比较好，（后来）以他的地位，左没有左到邓力群的份儿上，变成死官僚，死骄傲。我根本不与他来住了，四十年不来往了！见面连头也不点。大概邓力群把吴冷西算做他手下一员大将吧。

“毛主席对新华社有特殊感情，听说过吗？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通过新华社指挥战争。毛主席在陕北的中央纵队，一共七八百人，其中人数最大的一块是新华社，还有电台。我不在，我和廖承志一些少年精壮部队在上海。中共从苏联那里学来一个不成文的做法，让《人民日报》总编参加政治局常委会。“波匈”事件后，毛泽东对邓拓不满意，邓拓对国际问题不熟悉。周恩来推荐了吴冷西。毛主席以前见过吴冷西。这次去，毛主席问了他各种各样的问题。问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吴冷西本来是新华社国际部主任，后来成为社长、总编。他对国际问题，本来就有兴趣。现在的吴冷西，我不感冒，当年的吴冷西是我所见到的头脑最清楚，口齿也最清楚的，而且特别乖巧。乖巧什么？不说话，总是到最后一个才说。吴冷西的综合能力非常强。我说话你们可能觉得有点啰索，我想，我写作不这样。吴冷西可以从发言那刻起就和写作一样清楚。这是天赋。而且他说话的时候非常能够琢磨领导意图。当然像我们都想琢磨领导意图嘛，何况是毛主席嘛。但是他说得很圆顺。吴冷西一去，毛主席就欣赏上他了。当然，吴冷西的后台是谁呢？是我。我们那会儿建立了一条奇妙的关系，我每天工作到12点，年青，很拼命。他晚上来找我，跟我讲了毛主席的许多话。比如，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执行的是愚民政策。我想对极了，我们现在不就愚民政策嘛？毛有一种毛式自由主义。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出来后，我对形势比较灰心，他作为人民日报社社长，来开导我，告诉我毛泽东怎么怎么说。他把毛泽东讲的“五不怕”（不怕罢官、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不怕……）的背景都告诉了我。吴冷西听了，回来当天晚上和我讲了，我很感动。让人觉得毛泽东最可恶之处永远是两面派，比如毛说：“搞点男女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人没有点自由主义怎么活着？”“什么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可以万岁，两个万岁！”“你们到底是真想社会主义还是假想社会主义？真想就慢一点，假想就快一点。”（邢：这不是自己批自己吗？）所以邓小平的第二次改革，是有毛的授权的。毛把邓小平留下来，就是要走这步棋的。毛泽东的自由主义的话多了！我划右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鼓舞。毛泽东说：‘整风，党内百分之九十五的老干部想不通。’这句话对我也刺激啊！应该争取当百分之五啊！当时北大学生认为毛主席是党内开明派。左派是谁？（邢：刘邓。）结果真正的大左派是毛泽东！当时我也认为毛主席最开明。本来，毛主席一向认为自己是最开明的共产党人。中国老干部最团结，一直到高饶事件出来，彭德怀事件出来。那时他的威信最高。吴冷西把在几个人范围内讲的话告诉我，也把我的话告诉了毛泽东（关于大民主、小民主）。我当时真是忘乎所以。毛泽东最左的是‘三个世界’的理论，挖空心思证明苏联是修正主义，证明苏联是修正主义是为了和美国好。那篇文章好，不是文章本身，是外交政策的转折点。

“我谈大民主，是区别小问题和大问题。我说的是体制问题，毛泽东则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制度。毛泽东认为对群众只能实行小民主、小小民主，就是进行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他要的是无产阶级的独裁，毛泽东式的独裁。美国新左派认为大民主是群众性运动。崔之元他们认为文化革命头两年的红卫兵运动是真正的民主，打老师，打倒老干部，放屁！他们没有亲身体会。那天散会出来，我对他说，不同意你的看法。

“打成右派后，一直到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我觉得不必在心里做假戏了。你共产党就算对我有恩，从今以后，我跟你一刀两断了！跟你毛主席也一刀两断了。从那以后，我一直是以批判的眼光，看中国共产党。现在领导人还在讲一论无产阶级专政，二论无产阶级专政。真不知道他老讲这些干什么？我不知道顾准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我敢说我是觉悟得比较早的。

“历史上我没有整人的经验，也没有被整的经验，一挨整就是右派，一整就被整到底。这点我高兴，与其我负天下人，不如天下人负我。如果我长期在那个官位上呆着，免不了也要整人。三反五反，我也当过打虎小组长，我没有往死里打。而后证明我们就没有老虎。当了几天组长，就抗美援朝去了。顾准曾经对孙冶方说，你们这些人手上都有别人的血，我顾准就没有。孙冶方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敢把顾准批评他的话告诉我，我对孙冶方是非常佩服的。他在莫斯科被斯大林整过，当然在国内，他也整过人。他是我晚年的朋友，从干校回来，他回来没有房子住，我们一天生活在一起。我跟他说到当年我说的‘大民主太少’的问题，就是指议会民主，就是在大的政策方针上缺少民主。

“胡乔木这个人，最左也是他，最右也是他，知道的没有两个。东欧事变，胡乔木给中央写了个两千多字的东西，他的思想是要加快改革！彻底改革，否则不行！陈云给中央写了个二百字的东西，大意是我们必须警惕严防！陈云二百字的东西把胡乔木两千字的东西压得无影无踪。他好几晚上睡不着，胡乔木就是这么个人，他怕犯错误，结果又犯错误了。胡乔木天然地就是这样，或者说已经变成第二天性了。从此以后变了。邓小平为什么还用他？（丁：觉得他还是一枝笔。）让他建立社会科学院时，一是认为他是笔杆子，二是相信胡乔木可以找到他所需要的人。胡乔木在复出那个阶段，搜罗人才是下了功夫。像青年人严家其是他赏识的；年纪大些的像我这个人也是他赏识的；李泽厚是他赏识的；聂绀弩也是他赏识的。胡乔木希望历史上留下他的名字不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希望自己是中共这个时代的鉴定人。可他和我一样，没有什么著作。举个例子，他到南斯拉夫去访问，外事局问：送点礼物？他说，送什么礼物？知识分子要送就送书！我就开他玩笑说：你可以送《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是他最权威的东西了吧？他说：‘那算什么东西？’如果我要写纪念胡乔木的文章，我就要把这段写进去。我要说：‘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人知道那不算什么东西！’哈－哈。

他和钱锺书有一段奇怪的交情。钱锺书曾高他一班（在清华）。钱锺书在学校里风头正健！但是《管锥篇》能出来，是由于乔木。《管锥篇》刚出来，没有人买，谁也看不懂。他内心却佩服钱锺书。他每年必须看钱锺书一次到两次。最后他得癌症，在医院时，给钱锺书写信说：‘我不行了，来看看我吧。’这一切都来自他们的老交情。我曾问钱锺书，你们关系不是一直很好吗？钱锺书说，五十年代，他是中宣部的头，是不敢碰的！胡乔木愿意跟别人说他和钱锺书有交情。如果说他和王震有交情，他不觉得脸上有光。（邢：他内心还是有知识分子情结的。）一层层外表的东西把他糊上了——共产党高官、官僚、意识形态统管——（丁：听人说日丹诺夫在艺术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可干的事情却是棍子、棒子。）5月19号戒严令下来后我在社科院见到胡乔木，我问他看到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没有？他说，我不好说。一会儿又笑咪咪地跟我讲，现在有一些老干部，把我写得不错。胡乔木并没有觉得被李锐中伤。

“我们党委书记知道我和乔冠华关系好，非让我揭发乔冠华不可，我当然不能。但我对乔冠华很失望，他最大的好处，也还直率，还是性情中人。但是晚年我和他谈，谈到文革，他不愿多谈，只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受了冤枉。毫无意思！我几次引导他。乔冠华曾和我说，好人不应该做官。这样的思想我可以谅解。和尼克松打交道他确实可以比别人干得好。章含之的书很糟糕。他们这对夫妻关系之好，一个苹果一个梨。可是从章含之的书中看，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对周围的朋友的不幸，无动于衷！他们之间对林彪的死、陈毅的死，对总理的死，绝对背后应该有牢骚的！他知道一些内情的，但她没有写。我相信章含之也不会造假，她造了别人也不会否认。她的书，只看到他们两人之间的卿卿我我，浓情密意。而当时全中国人民，他们的大部分朋友都很悲惨，他无动于衷。晚年我跟乔冠华有过几次交往。章含之的书和我对乔冠华的感觉是一致的：可能这个人已经官僚化了，感情也官僚化了。章含之让冯亦代给他写纪念文章，让我写，我借出国的事推托掉了。对老乔，我应该写。但他这样子，我确实没有法写。后来我和冯亦代谈了我的看法，他说：‘你说得有道理，我没有想到。’乔冠华年青时对我讲过：我这个人本质上讲，不能当外交官的。这不是毫无道理的，当然他后来干得也不错。但是他当外交部长时，看不起人。看得起看不起是一回事，我绝不能因为这个人看不起人，就揭发他。拿政治压力去压人，我一生反对。这是我此生得到的教训，我可以说我一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我可以背后说这人怎么、怎么样，我不会说他六四怎么样。”

我们和先生还谈了很多过去和未来的问题，当然见诸文字也很敏感。

对我的采访整理稿，先生从来没有表示过他的看法。他只是在电话中说：“谢谢你，留作我日后写自传参考吧。”大约两年以后，我征求他意见，想拿出来发表，他同意了，但表示：“清样我就不看了，否则我会改变主意。”

在与先生的交谈中，我感觉他有傲气的一面，也有亲切的一面。在我看来，他的傲气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他的亲切，则是更愿意在与青年人交谈中有所吸纳。如果思想有沟通，有会心，能引来他更多更多的话题。他对不同的谈话对手，是有苛刻眼光的。正是这种眼光，时时阻隔着我走近他。以后他每一篇新发表的文章，我必认真地读。他谈封建问题，他谈风雨苍黄五十年，他谈回归五四，他谈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我如饮甘露。

先生在谈话中，时时发出朗朗笑声。七年过去了，重听录音，才发现，那时所谈的内容，我忘记了很多。他中气十足、带着很浓的鼻音的笑声，让我忘记了他的骄傲，倍觉话语亲切热情。

那次，当我问他，能不能拜读他的一些著作，以便整理他的口述时参考。他说：“我哪敢跟王元化比，如果让我活到八十岁，我能出那么一本就不错了。”然而今年他还没有过八十岁生日。他的文集还没有出版。他却走了，永远看不到自己的书了。

最后一次见他，是今年3月中旬去他家。当时，我带去一本自己新出的有关丁玲的书送给他。他还说起，你们不知道吧，我曾经与丁玲共事。可惜时间短，没有多谈。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

一样是雄壮威武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一样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团员，一样是声震大地的礼炮，一样是五彩缤纷的焰火……。一切都那么相象，唯一的差别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观礼台上亲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从电视机的屏幕上感受盛况。我已经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废疾，虽说还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么长的路，站那么长的时间去观礼，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脑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岁，临时受命去迎接据说是斯大林亲自派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那在当时是唯一的外国来的贺客）。在天津迎到了贵宾，住了一夜，十月一日上午乘专车到北京，在前门车站的居然有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这样一些中国最高级的领导人。到贵宾下榻的北京饭店参加完欢迎的宴会以后，我本来应该回机关了，不料已经戒严，只得随代表团到天安门观礼。代表团的团长好像是上城楼了，其余的人就由我们陪著在临时搭的西观礼台就坐。这样就从三点钟一直呆到十点钟。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是并无丝毫倦意，整整七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阅兵式，没有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甚至他宣读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名单中若干委员的名字的声音。我不断回忆从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经历，回忆自小从启蒙到觉悟到参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当时的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协会议通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热泪盈框。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协开幕辞里讲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惊叹他讲话总是那么简洁，那么有力，那么响亮。但是，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自己在脑子里不断重复“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这样一句话。这种感情，到九点多钟广场上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带领著北京各大学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天安门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达到顶点。

我曾经长期感觉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是这个时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为决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结果还是有人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十一”以后大约一个多月，《人民日报》就连续几期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他歌颂人民共和国的长诗，虽然我已完全记不得它的内容，但是却清楚地记得它的题目：《时间开始了》，甚至记得这五个字的毛笔字的模样。

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写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的思想和心理。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个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民主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而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呢，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以后还要建设毛主席说是“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世界上只有苏联现在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苏联作样板，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上去。

“时间开始了”！我历来是不怎么赞赏胡风的才气的，但是这一句真是神来之笔，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这样的绝妙好词来！

我绝对想象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风自己也绝对想象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笔钦定为“国民党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锒铛入狱，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纪，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风去世二年之后，这个案子才得到最后的昭雪平反。

我当时绝对想象不到的还有，八年以后，从来没有成份问题，也与历史问题无缘，而且一贯被评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运动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反革命分子”，称右派分子不过是稍示客气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然而这还仅仅是开始。

除了一九四九年的开国大典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国庆。十年大庆，二十年大庆，我都在劳改中。三十年大庆，我记得没有举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四个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了，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联欢晚会。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机关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会场，一路上要穿过许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个人坐着打扑克，人家告诉我：那是“公安”的便衣。只有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转到天安门广场，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灯光和盛装的男男女女。在观礼台上倒是见到许多老同志、老战友，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只是默默地观赏焰火，广场上的歌舞实际上看不清的。四十年来，真是风狂雨暴，苍黄反复，不知有几个曾经测见到了。

现在又十年过去了。国家似乎又繁荣了，就为准备这次大庆，据说就花掉了起码是上千亿的钱，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华。希特勒、斯大林也死了，世界上追求这样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

观看庆典的民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几回逢？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只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是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五十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许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掩盖了，埋藏了。

五十年前，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国建立后的大政方针，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最初读到的时候，心头不免一震，但是马上就想，这不过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气魄表达马列主义的一条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会党总书记南尼提出的公式:“一个阶级的专政必然导致一党专政，而一党专政必然导致个人专政（独裁）。”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时候，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胜利”，“要打到北京去，打扫龙庭坐天下”；又再过若干年，听到毛主席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才觉悟到，其中有一个贯通的东西，有一个规律，那就是阿克（顿）勋爵所说的“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而那是我在开国的时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象不到的。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明确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

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几乎没有间歇过。这些，按马列主义理论来讲，还算是针对阶级敌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汉年案和五月的胡风案（还不提至今无人说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饶案）就已经反到自己的营垒里来了。

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发生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事件，随之发生了柏林事件、波兹南事件，冲击被扩大，在下半年又发生了波兰、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泽东觉得大势不好，又运筹帷幄，定计设局，“引蛇出洞”，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开宣布“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今后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下半年就发动反右派运动，无端端地打从人民内部“挖”出了五十五万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胜利的东风又在一九五八年发动了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运动与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运动，三年之内饿死了几千万人，为大炼钢铁而剃光了不知多少个山头。中间又为给大跃进鼓劲而在一九五九年发动了“反右倾运动”，反到了开国元勋、建军元戎张闻天、彭德怀这样的人头上，以后又因为伤害的人实在太多，经济实在太困难，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不得不出来为毛打圆场，弥补一下错误，搞了一个三年调整时期，元气才稍有恢复。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击，从一九六六年开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时间长达十年，当时八亿人口中受牵累而遭殃者竟上了亿。斗争的矛头越来越转向内部，从刘少奇直到林彪，最后，刀锋甚至直逼现在已被某些人讥为“愚忠”的周恩来头上，只是因为周毛先后谢世，斗争才没有来得及展开。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为止，共和国几近二十年的历史都可以说是腥风血雨的历史。毛主席一生的转折点就是胜利、建国，就是作为新中国的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从一九四零年开始就宣传了十年的“新民主主义”从来就没有实行过。毛主席后来说社会主义从建国就开始了，当然物质建设总是有进步的，几千年前埃及的法老还造了金字塔，秦始皇还筑了万里长城呢。何况人类的技术发展已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也已经搞了一百多年了。

由一九七九年开始的邓小平的时代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口，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是每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只能认为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变化，还是毛的体制，还是毛的意识形态。中国人在被“解放”几十年以后不但历史上传统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

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的路线确实立下了历史性的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是无可饶恕的罪过。我还清楚地记得“六四”刚过，四十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发来电报说：“镇压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称为人民政府的，开枪射杀赤手空拳的学生的军队是不能称为人民军队的”。

遍及世界的谴责者还不能理解中国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杀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时还压杀了刚刚破土而出的中国人民主觉悟的嫩芽。历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几乎消声匿迹了。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顿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稿市场经济”以后，经济改革虽然大大红火了一阵又归于蹭蹬不进的原因，更是民气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二十年的极权专政，本来是中国脱胎换骨，弃旧图新的最重要的契机，也是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的唯一基础，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十年来当然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书，然而大多成了遗闻轶事，缺乏理论的深度，谈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谈不上全民的启蒙。

难道是中国无人吗？不见得。这主要是领导上禁止人们知道，禁止人们思考造成的，当局一不开放档案，二不许进行研究，它的代价是全民失去记忆，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们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晓，视为天方夜谭。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间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明明是毛泽东，但是一切罪过却都轻轻地推到了林彪和四人帮头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自认不讳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几十年间月月讲、天天讲的都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指示，现在要把他一床锦被遮过，遮得了吗？别忘了，“莫谓无人轻一物，他时须虑石能言”！

积重难返，二十年前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是何等困难？然而在这方面出过大力，立过大功，而且按照中国宪法担任过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胡耀邦、赵紫阳，连名字都在五十年的历史上不见了，甚至也当过两年“英明领袖”的华国锋也不见了。历史剩下的只是谎言。

然而，据说我们一切的一切都要遵从的原则是“实事求是”。

我们的导师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离开理论的研究的”。而我们居然生活在谎言中。没有理论的指导，我们又怎么能进行改革呢？

日本人对中国发动了那么残酷的战争，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忏悔，还要赖帐，装得没事人一样，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人的谴责。照说中国人对自己折腾自己的错误应该更加自知忏悔了，却并不，难道东亚民族都没有忏悔的传统和品格吗？

这次国庆还有一个极度夸饰之处，就是各种宣传机器都开足马力夸张中国的国力，甚至夸张中国的国际影响。《尚书》上说：“满招损，谦受益。”在中国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后，中国的民族评议本来已经得到满足，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极端民族主义而放任它发展，实实在在是十分危险的。

今年还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还有“个性解放”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法轮功事件”既说明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养成，也说明了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出现。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泽东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管现实多么令人沮丧，我还是抱着十年前由千家驹老人提出的“和平演变（或曰和平进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简单，不是和平演变，那就只有暴力革命了。我这样的人已经参加过一次革命而且尝过胜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经历使我不得不认同二千年前伯夷、叔齐的话：“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类的历史都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战争或革命是很少能带来真正的进步的。

因此，世人称赞的邓小平的“渐进主义”，我是赞成的，甚至在他进行“六四”镇压，我在明确表示反对因而获罪之后，也还常常在心里为他辩解：他毕竟是老经验，也许有他的理由，“以中国人口之众，素质之低，问题之多……万一乱起来，怎么办？”

但是，渐进的要义是要进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船到中游，在水中打转转是可怕的。

邓小平的遗训是“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确确实实是要稳定，但是，套毛泽东的一句话：以坚持改革求稳定，则稳定存，以停滞倒退求稳定，则稳定亡。

从“六四”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江泽民入承大宝，正位核心也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并无尺寸之功，但是仅仅因为“人会老”这条自然规律，他的龙庭已经坐稳了，中国已经没有可以向他挑战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个“明白人”，现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笔为中国，为历史，也为他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既然邓小平能以三七开的评价对毛泽东明扬实批，给中国人大大出了一口冤气，理顺了相当一部分政治经济关系，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开了一个好头，为什么你不能学他的榜样，在邓小平因为历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违反他自定的四项原则而说“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经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为什么你不能说“资本主义可以搞议会民主，社会主义也可以搞议会民主”，给中国的政治改革打开一个新局面呢？

“六四”已经过去十年，邓小平也已死了两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的条件不但已经成熟，而且已经“烂熟”了。不实行民主，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

我注意到了江泽民现在也喜欢引用孙中山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问题在于要看清什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场经济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权是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邓小平已经走出了决定性的两步，再走一步，改革的大业应该可以基本完成了。以后的路当然还长，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务了，是全新的任务了。

不要害怕会失掉什么。人民从来不会固守僵死的教条而只珍视切身的大利。

只有大胆地改革下去，你才能保全自己，而且保住共产党。

有一个中国人自己立下的榜样，蒋经国就是在国民党垄断政权六十年之后开放报禁与党禁的。十年过去了，国民党垮了吗？没有。当然，国民党要千秋万代是不可能的，变化是辩证法的铁则。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能完成和平交班，向宪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结局了。毛泽东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已经预告了共产党的灭亡。在全世界现代化的浪潮冲击下，中国要开放报禁、党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能够吃准火候，抓住时机，顺乎大势，与时推移，就是中国传统中所谓“圣之时者也”。

毛泽东的名言是“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纪了。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著孤灯，写下自己一生的欢乐与痛苦，希望与失望……最后写下一点对历史的卑微的祈求，会不会像五十前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那样，最后归于空幻的梦想呢？

新世纪老任务——李慎之访谈录

多维新闻社2000年3月17日电，多维新闻社日前获得一位学者新近对李慎之先生的访谈录，由多维新闻社独家分期全文发表。

问：二十世纪马上就要过去，二十一世纪马上就要到来，请谈一谈你是怎样回顾过去，瞻望将来的，好吗？

答：首先，我要说明，人类对时间的观念迄今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流。今天人们所说的什么世纪、千年等等跟中国古人所说的年号、干支等都不过是为了方便起见所划的刻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刀前刀后的水很难说有什么不同。不过这一次，却确实可以说，是全人类的历史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一是全球化从不自觉到自觉，二是继上万年的农业文明而主宰了世界二百年的工业文明正在向近年开始的信息文明转变。虽然谁都没法确定这个转折点的年、月、日、时，但是它大体上在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却是没有问题的。正如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转变大致是在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之交一样。我们现在虽然无法预见未来的时代是什么样子，但是可以确知这实实在在是十分重要的转变，其意义只有在以后才能明白。另外，我还要说，二十世纪只有到2000年底才结束，二十一世纪要从2001年才开始。须知公元是没有零年的。现在这样从2000年元旦起就庆祝新世纪，实在有点近于起哄。不过不是以一天，而是以一年，即2000年，来标志上面说的转折，也许更近于事实。

问：既然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有这么大的转变，有这么大的差别，能否请你谈一谈呢？

答：我对二十世纪早有一个看法，就是它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终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来才知道，世界上持同样见解的人很不少。对二十世纪写了书的人，恐怕也不少，不过我见闻有限，只知道有一本《极端的年代》，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疯狂在这个世纪都达到了极端的程度。也有人称，二十世纪是大死亡的世纪，因为这百年之中的二次世界大战加上许多其它战争，还有饥荒与别的灾难造成的非正常死亡，都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因此，把本世纪称为“极端的世纪”是有道理的，是合乎事实的，但是如果要从全部事实出发，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背景中作出理论的总结，那还要看，还要不断地讨论。这个问题太大，需要的知识太多，不是我的学力所能达到的。

问：那就先不谈世界，单谈中国如何？

答：我的学力实际上也还是不够资格谈这个问题。不过既然是中国人，又亲身经历了这个世纪的四分之三，就不能不有所反思。姑且发表一点感想吧。

对中国来说，二十世纪是中国力求实现现代化的一个时机，是在物质的现代化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而在精神的现代化方面屡遭挫折的一个世纪。

中国是世界五大闻名古国之一，论历史的古老，比不上埃及和巴比伦，而与印度、希腊在伯仲之间。埃及、巴比伦与希腊的古文明均已中断，希腊是断而又续，另有传承，只有印度与中国的文明延续至今。这一方面可以说，我们的传统文化的生命力特别强大，有人认为，这就是优越性，但是我们两个国家的现代化却又是蹭蹬不前，问题丛生，到今天还要算是“发展中国家”，说白了就是落后国家，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传统文化特别不能适应从两百年前开始的工业文明，亦即现代文明。当然，如果我们认为现代化没有什么可羡慕的，我们还是以回到从前的时代去为最好，最妥善，最安实，如果大家都那样想，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事实上，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也一直有极小的一部分人抱有这样的主张。无如绝大部分中国人已经多少见识过现代化的市面，尝过现代化的滋味，他们迫切需要现代化，而且需求越快越好，问题正好就出在这里。

问：我简直不能想象中国还有主张不要现代化的人，我看可以把他们略去不计了吧！

答：当然可以略去不计。但是我还是要说这样的人是有的。比如主张“春秋大义”的辜鸿铭，这几年居然又很走红，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于中国十三亿人身上，包括你我这样的人身上，这个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问：你说中国有十三亿人，但是至少其中五亿人是这二十五年中才出生的青少年。他们会有多少传统思想呢？

答：他们诚然年纪不大，但是他们都生活在弥漫著传统文化的环境中。我想你可能会说是语境，我是不赞成这些新词儿的，可见我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再说这五亿人吧，他们从小耳濡目染，思想不可能不受传统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死人拉住活人。

问：可是我看我们一代人，比你刚才说的那五亿人年纪还大，都很新潮，从外表上几乎已经看不出受到什么旧文化的影响了。

答：“从外表上看”，你说的和看到的的确是事实。不但你们这一代，就看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头儿，身上穿的，家里用的，除了读书写字还是方块字，吃饭还改不了吃中国饭菜的习惯外，还有哪一点儿是传统的东西？这都是一百年来逐步现代化的结果。所以传统是会变的，变了的就不是传统，而成了新统了，成了已经现代化的东西了。但是中国人变的东西虽然不少，甚至数不胜数，但是在最基本的精神上却变得微乎其微，甚至可说原封不动，它就是专制主义。这还是用一个名词说，如果一分为二地说，就是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中国人的深层心理，很少能逃脱这个合二而一的结构的。鲁迅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刻画出了阿Q这个人物。阿Q明明是奴隶，可又老是想当主子，而且又确实风光过几天，于是大发其主子的威风。很少中国人没有阿Q相，我就不敢说自己没有，恐怕还很多。要脱掉阿Q相，只有充分建立现代公民意识。没有现代公民意识，当然也就看不清自己和别人身上的阿Q相。当然，任何人只要坚持表里如一的良知，也可以发现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或者两者混合的阿Q相，充塞在我们周围，也表现在我们自己身上。不过单靠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要发现自身的不足与缺点，一般还是要有外面世界的比较和刺激。直白说一句，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就是为了中国人都能做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现代化的人。这即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点。我们搞现代化，大体上算搞了一个世纪了吧！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成功，最大的障碍就是专制主义的传统没有根本改变。这一百年中还变本加厉，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全面专政”，是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达到的。改革开放以来，是有所变化，有很大变化，但是还不能说已有根本改变。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专制主义。只有清除专制主义，中国才能现代化。

问：既然专制主义的问题有这么严重，那就请你专门谈谈它的由来吧！

答：专制主义在中国，从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自称皇帝算起，已经有两千两百年的历史了。这个历史比许多大宗教(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都长，所以他对全体中国人的影响可称“浃骨沦髓”，用林彪的话来说，就是“刻印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要破旧立新，就像脱胎换骨那样不容易。

中国，大概如世人公认的那样，不是一个宗教的国家，但是确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国家，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专制主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百年来固然不少，我却还要举陈寅恪的一段话来作最简洁的说明。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对于主宰了中国人精神的三纲六纪，我还要引用中国近代第一位“儒学名臣”曾国藩在他家书里的话再作进一步说明。他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从这段引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专制主义有何等严密、何等厉害。

问：你说的固然是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今天的实际生活毕竟已经大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谁也不懂什么叫三纲六纪。谁也不知道李煜、刘秀是什么样子，郦寄、鲍叔是什么人了。

答：问题的严重性正是在这里。就是我上面已经说过的，虽然许多枝节的东西都已改了，不存在了，但是老根依然，人们习焉不察，反而丧失了警惕性。

我上面说过专制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政治思想。所以即使在古代，三纲虽然是贯通的，却是不平等的。君为臣纲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人在三纲六纪这张天罗地网中，他不可能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比如一个没有父母妻子的单身汉就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他无论如何离不开这个国家，不能不受政府的管。曾国藩给儿子写上面引的那封信的时候，他本人已经是一个大家长，而且功盖天下、位极人臣，在一般的人际关系里，他只能是许多别人的“天”。可以设想，他服官几十年，要碰到许多“无可如何之事”，然而除了“服劳忍气”而外，还是只能“无可如何”。因此，中国的专制主义说到底是一种政治文化，是管到一切人，谁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一种意识形态。

千万不要把一切都以为是过去了的事。我是辛亥革命以后十几年才出生的。小的时候就知道皇帝已经推翻，专制主义已成为历史了。但是到上中学大学的时候才知道，中国实行的还是法西斯独裁，生活真是憋得慌，于是参加革命，而且年纪轻轻就享受到了胜利的果实。不料，又碰上了实行“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那时节，真是不敢有“片语违忤”。战战兢兢地、认认真真地编假话、讲谎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那是一个“人”的生活吗？我们这样年纪的人，看见你们这样年纪的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不过，客气地说，你们这一代人，其实也不怎么样。与其说没有说假话，不如说是说了假话而没有自觉而已。中国的大环境没有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奴性“基因”不可能不通过我们这一代人而传到你们这一代人身上。

问：我想你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回去一定好好反省。现在请你谈谈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怎么形成的呢？

答：依照现代人的知识，专制主义其实什么民族、什么国家都有过，要不然，洋文里面怎么会有tyra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这么多词儿呢？专制主义之所以产生无非是为了抬高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为了强制维持社会秩序。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只是它的范围特别广，权力特别大，历史特别长，根子特别深，生命力特别强而已。

我把中国的专制主义定义为从秦始皇开始，因为秦始皇以前的中国先是宗法社会，后来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虽然也有专制的味道，比如秦以前的周朝也有“王”，也称“天子”，但是他只是诸侯的“共主”，用现在的话说，只是各部族联盟的头子。他对各诸侯国的控制力是有限的，因此生活要宽松的多。中国的许多学派就都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也只有那个时代才会有。

你一定会奇怪，你们在教科书上学到的都是说中国的封建社会从秦开始，为什么我偏偏说是秦始皇结束了封建主义呢？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五十多年前受教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后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了。胡适就说过五四不是反封建的，因为封建在两千年前就不存在了。你看鲁迅的书，你要找他“反封建”的字样，也是找不到的。这是那时候全中国人的常识，现在教科书上说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其实不赞成的人是很多的。我也写过文章辨其是非。不过，积重难返，我辈人微言轻，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这种一道同风的说法，正是文化专制主义的表现。今天没有时间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只好留待以后再谈。

问：我现在已经渐渐能体会到你说的专制主义的厉害了。那么这个专制主义又是靠什么理论体系维持的呢？

答：无非是儒法两家。这两家的资格都比秦始皇要老。中国历来都以儒家为中国政治学术的正宗，其实这种说法有些偏颇。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这个大帝国，确立中国专制皇权的人。他就是完全用法家的理论建国治国的人，继起的历朝历代，对秦的那一套，斟酌损益则有之，然而并无根本的改动。所以，李卓吾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这都是完全合乎历史事实的。秦始皇从他的祖上起，即以法家思想施政。秦政苛暴，二世而亡。享国(从统一算起)才十五年。汉承秦制，可是到汉文帝时，贾谊发表《过秦论》就批评秦“仁义不施”；到汉武帝时，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都尊崇儒学，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法家则自秦以后即不得其传，没有一个学统，道统亦隐而不见。于是形成一种成见，认为儒学是中国学术的正统。其实，法家的思想早已溶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废了。以至北宋的苏东坡都说，“读书万卷不学律，致君泽民总无术。”“儒主礼乐而法崇刑赏”，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不加掩饰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修饰，使之增加一点“仁义”，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国都有“儒表法里”，“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实在是不错的。南宋的儒学领袖朱熹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只能慨叹：“(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总之，是儒法互用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贯穿于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教礼俗”之中。道家、佛氏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或精神生活，对文学艺术虽然有很大影响，佛教的因果报应理论对老百姓的恐惧和祈福心理有更大的影响，但是对全社会的“政教礼俗”而言，两者与儒法交融的实际主宰作用，是根本无法相比的。至于号称“中国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则不过是中国专制主义的现实世界在宗教上的反映而已。

我还要强调一下，决定“政教礼俗”的在西方叫“ideology”，翻译过来就是意识形态。另外中间这个“教”字，比现代的所谓“教育”要广泛得多，是对全社会的“教化”。

问：你上面说的十分简单明白，是我过去没有听说过的，我还要深入地思索。你谈到中国的专制主义的时候，用了几个“特别”，能请你谈一谈这是什么意思吗？

答：首先，中国专制主义的鼻祖秦始皇虽然笃信“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可以治国”的法家学说，但是后世的专制主义却要依靠儒家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儒家的三纲以子女对父母的亲情为出发点，所谓“孝弟，其仁之本与欤”；再转到忠君上所谓“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转到“天”的头上，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诸于天”。这样就有了神圣的、绝对的意味，只能顺从，不能违抗了。

这个看法也不是我发明的，当代大学者陈寅恪在七十年前就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这方面的资料实在太多，可惜我年老昏聩，已经没有力气来收集，来做条理化、系统化的工作了，只有靠你们这一代继续努力了。总之，这就是所谓中国的“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政治与伦理二者交相纠结不可分拆，就完全管住了中国人的精神，以至灵魂。

正因为这样，皇权是绝对的，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西洋人主张的对权力要有制约与平衡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中国古代当然也有个别的“有道明君”，肯听臣下的谏诤，但是那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别人是无权强制的。就是能欺侮皇帝的权臣如霍光，宦官如魏忠贤，也要“挟天子”才能“令诸侯”。近代的中国人引进了主权的概念，以为主权是绝对的，但是在皇帝的时代，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定义，皇权不但可以到处伸张，而且打了败仗，放弃一块土地，臣下也无话可说，整个国家就完全等于皇帝的私产，这才是绝对的个人专权。

我对外国的东西知道很少，但是也还知道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世界都有一个上帝或阿拉，它的权力才是绝对的，人世的帝王的权力至少要受到上帝或者上帝的仆人——教会的制约，所以它们都比不了中国的皇帝。

为了加强绝对皇权，中国专制主义还有一个传统是“神道设教”。当然最古老的传统是把皇帝叫做天子，并且制造各种理论说明其权力直接来自于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可以算得是十分精微奥妙的理论。一般地说，凡是想当皇帝的都有各种“瑞应”，如陈胜吴广篝灯狐火，是较早的；如清肇祖布库里雍顺传说是其母吞神鸟衔来的朱果而生，可称是较近的。总之，凡是皇帝都不是凡人，而是神人。

就是皇帝这个名号，也是至高无上的，是远古未有而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令臣下议定，“以称成功”的。臣下贵为丞相，向皇帝打报告，开头都要说是“昧死上言”，结尾都要说是“死罪死罪”。这些都可以看出皇帝有何等尊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还经常有“罪该万死”这样的说法，你能不承认传统的威力吗？

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又一个特点是“大一统”。这个词儿来源于儒家的《春秋公羊传》，据解释就是要“六合同风，九州共贡”。这种思想也许有助于中国成为第一大民族、第一大国，虽然历来完成中国的大一统与扩大中国疆域的往往是统一和统治中国北方的蛮族。不过他们后来大多又变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满州)，有的甚至完全融入汉人的主体(如辽、金)。但是，中国人虽然自以为“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其实眼光并不出于东亚，虽然有今人艳称的丝绸之路，其实对南亚、西亚，以至欧洲了解极少，更不用说非洲、美洲了。实际上仍然是“关起门来做皇帝”。这种无知，一直到鸦片战争才打破。于是而大惊失色，然而心理调整过程至今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

皇帝是“首出庶务”的人，他要统治广大的国土上众多的臣民，当然要靠一批管理人员，这批人又必须分成严格的等级，住房、服色……一切的一切都有严格的区分。最下面的老百姓，抬头向上看，只见一级一级的阶梯，到万岁爷已经在云端里了。这对确立皇帝的威势是十分重要的。前几天看见报上说，等级意识已污染到了小学生当班长、组长的心理。要知道这也是中国传统专制主义留下来的历史包袱的一部分。在封建时代，人当然也是分等级的，但是决没有专制主义分得细，分得严。

至于什伍连坐，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也是从秦就开始，一直到近代的保甲制度，都是源远流长。这些都是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

还有，中国专制主义极容易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在1840年以前，本来无所谓民族主义，爱国就是忠君，忠君就是爱国，实际上只是国家主义。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民族主义的概念了。1898年主张变法维新的康、梁和谭嗣同等人，既可说是民主派，也可说是有远见的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但是两年以后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就是盲目愚昧而又疯狂的民族主义者了。他们忠君，反而害了皇上；爱国，反而误了国家。这是因为中国一方面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一方面又有向之学习的必要。反抗与学习的双重关系是很不容易摆平的。再近一点，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也是以“为国家尽大忠，为民族尽大孝”，来掩盖他的专制政策的。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可以说已根本改观，但是过去的教训仍要牢牢记取，特别要警惕民族主义变为国家主义。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别忘了这个世纪在中国是以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开头的。

基于同样的理由，专制主义也特别善于利用集体主义为自己张目。“大公无私”，“为集体而牺牲个人”，“斗私批修”，历来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专制主义就正好利用之来压制个人自由。这也是中国历史的教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怎样才能摆正？除了五四时期有一些可贵的讨论之外，其它的时候好象都没有被人当成一个问题，其实这恰好是现代化过程中要深刻研究的第一个大问题。

问：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中在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好像全世界都公认这一点，这些应该怎么评价？

答：应该说整个二十世纪，特别是最后二十年，中国在物质方面和精神的某些方面是取得了进步，而且是不小的、实质性的进步。比如说，上个世纪中国连火柴都造不了，现在已经能造出两弹一星了。又比如说，1901年满清政府才降诎“劝谕女子勿再缠足”，现在已经基本上看不到小脚老太太了。但是仅仅在二十五年以前，中国就发生了时间长达十年，祸殃及一亿人的文化大革命，成为人类史上一大奇观，一大悲剧。而对文化大革命迄今没有全民的反思，全面的总结，这难道能说是正常的吗？把过去忘掉，埋头建设现代化，这难道是可能的吗？为什么要搞现代化，为的就是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自由的尊严的人。中国人的个性没有解放，难道能达到这个目的吗？

改革开放最原始的要求就是个人要有自由权利；最大的成绩就是人民确实取得了相当的自由权利；不要忘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个农民按血手印分田地搞单干开始的，而改革开放所以取得伟大的成绩，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因为给了中国人一点自由。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在客观上和主观上给社会准备了要求不断加大改革力度的条件，这在五四的时候是不具备的。我的观察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现在中国的社会条件已经大不一样了。

问：说实在的，我过去很少听到过对专制主义的议论，尤其是把它看成是主宰了中国两千多年历史的见解。这是不是你的独到见解呢？

答：完全谈不上。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只是年纪大一点，经验多一点，感受深一点而已。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我粗粗翻阅了一些五四的文献，才发现我上面所提出的论点，五四先贤都已经提出了。陈独秀、胡适、鲁迅……他们早就看出了我刚才向你谈的问题。其深广都远远超出我之上。他们可能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足够估计到专制主义的厉害。我只是以自己的经验来证明他们对敌人有点估计不足，而别人对他们摧枯拉朽的功绩也估计过高而已。我在这里引用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的两段话。毛泽东说，“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他又说：“没有几万万人民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除了我上面已经说过的，我不能同意传统中国是半封建的说法外，这番话实在说得太好了。我是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我以为革命的胜利一定会带来个性的完全解放和充分发展。现在已经到世纪末了，我才知道这个任务实在太艰难了，干了一个世纪还没有完成，还得留到下个世纪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新世纪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完成毛泽东在1945年提出的任务。

问：那就是说你最关心的是在新世纪完成老任务了。

答：可以这样说。

问：你对此乐观吗？

答：我觉得我有理由乐观。因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同二十世纪大不相同了。中国人常说“船大难调头”，中国就是一条大船，但是为了调头也毕竟努力了一百多年，虽然我自己是肯定看不到毛泽东所说的那一天，但是你们是应该可以看到的。最重要的是要人们看到这个任务的重要性，更要看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谭嗣同、陈独秀还有毛泽东，几代人都看到了问题所在，但是对其艰巨性估计不足，他们没有看到在这个自夸“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的世界第一大国中，专制主义真是“垂而不死，腐而不朽”，而且还能借尸还魂，变本加厉。

杜威曾经说过，“美国的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是近年来才渐渐懂得这句话所包涵的内容。我现在可以说“专制主义在中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要改变一种生活方式真是太难了。用现在你们这一代年青人的流行话，这就叫“换一种活法”。要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整个“换一种活法”，这可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一件小事啊。这是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的。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人，年轻时是改良派、开明派甚至革命派，到了晚年就变成了保守派了。这样的人太多了，康有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坚持改革开放至死不渝的人竟如凤毛麟角。这可以说明中国专制主义影响之深之巨。我们都要警惕。

问：经过同你的谈话，我似乎已经开始懂得专制主义对现代中国的危害。不过，既然你说专制主义是主宰一切的，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到底还有没有可以继承的东西呢？

答：当然是有，而且多得很。作为意识形态而论，专制主义这个词可以概括一切，但是文化不能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也决非意识形态所能包容，至于科学与技术，就更是意识形态管不著的了。就以我们上面提到的儒家而言，孔子出生在封建社会，他的言论主要是为了当世制定一些行为准则，并不曾想为后来的专制主义服务。他的一些话，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简直可以说完全与现代的个人主义相同。同样孟子给“大丈夫”下的定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不但在历史上已为许多人所取法，在明天还可以为更多人取法。更不用说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已经被公认为“全球伦理”的“黄金律”了。他们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但是也不难转化出民主主义来。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也可以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轨。不过要注意，说“王子犯法”，而不说“皇帝犯法”，就表示最高统治者是高于法律之上的，因此还不是现代的法治而只是皇家的法制，这点要警惕。所以只要拔掉传统政治文化中专制主义的毒根，只要严格注意与它划清界限，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继承的。比如说，现在的新儒家，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就是可以欢迎的。甚至可以说，孔颜孟荀，程朱陆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国彻底清除专制主义之后，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会与教皇的专横腐败以后才能发扬光大一样。鲁迅不是说过吗？中国的新文明，要“外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个性张，沙聚之国，由是转为人国。”

鲁迅这番话是1907年写的。他提出的任务，就是五四前后不少人称之为“改造国民性”的任务。这个任务本来是大家希望它在二十世纪就能早早完成的，不料竟未能如愿。

问：你感到失望吗？

答：当然曾经感到过失望。但是，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悠久的历史，广阔的国土，庞大的人口；再想想世界进步的步伐，我们一百多年能有今天这样的局面也不能说怎么特别使人失望了。欧洲之进入现代化，如果从1300年的文艺复兴算起，经过了十五世纪的宗教改革，到十七世纪开始的启蒙运动也经过了好几百年，而欧洲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其专制主义的根子也远不如中国深。中国在二十世纪已经出现了鲁迅这样富有批评精神的思想家。他们表现出中国文化是有批评自己，超越自己的能力的，是有创新的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百年的冲击，枝枝节节已改造得很多了，只剩下刨老根了，而这个老根虽然很大很深，毕竟有相当一部分已经蛀空，腐朽了。这个任务下个世纪大概总能完成了。

现在重要的不是唉声叹气，而是认真地做启蒙工作，首先是启遮蔽自己耳目之蒙，启闭塞自己心灵之蒙。只有自己觉悟了才能觉人，这话跟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说的“先觉觉后觉”完全一致的。

顺便说一句，传统知识分子(当时称为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也是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的。传统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教化，即教忠教孝，以保持社会稳定。现代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批评，即批评社会的弊病与缺点，以促社会进步。

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改变了，这还只是一个方面，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给中国人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这又是一个方面。根除专制主义，只看我们的努力如何了。全世界人心差不多，对人权的要求也差不多。中国文化的创新是可以指望的。

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全球化的进程势不可挡。中国去年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今年完成了与美国的谈判后，明年可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参与全球化越来越深入。这些对中国最终摆脱专制主义，肯定是有很大助力。

问：你本来说不谈大问题，现在还是转到全球化这个大问题上了。我知道你对这个问题素有研究，还是请你最简略地谈一谈下个世纪国际形势的展望吧。

答：现在瞻望二十一世纪，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必将继续，而且定然会加速。但是，到下个世纪末的时候，大概也还不能达到全球一体化，达到建立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因特纳雄奈尔的地步。请你注意，我说全球化是很少说一体化的。现在就大地区而论，只有西欧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已经迈向了一体化，签证取消了，连货币都统一了。这是因为欧洲各国都是继承希腊罗马文化，信仰的是基督教，最先进入工业文明，种族也大体相同，相似性比较大的缘故。其它地区各国各族的差异与矛盾都太大，尤其以亚洲为最。即使历史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一百年的时间大概还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既然有人认为目前世界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三者同时存在，而且难保不发生一场流血冲突，我也觉得根据历史的经验，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只是目前还不能具体地预见而已。

另外，比较可以肯定的是：人口将越来越多，地球将不胜负担，环境将越来越恶化，虽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照“生一个好”的政策施行下去，到下世纪中叶，人口应该会下降，但是实际上农村超生的太多，而那里的人口却占了大头。别的象印度、非洲这样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照科学家乐观的估计，各种治理环境污染的办法会越来越完备，然而很难认为下一个百年就能根本扭转目前的趋势。我们当然可以寄希望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但是要在二十一世纪就解决全面恶化的问题，我总觉得不大可能。也许要到二十二世纪才可望有根本的改变。

不过像生物基因破译以后，人类掌握了控制、改造生物，包括人类自己身体的技术以后，世界上会发生什么变化，实在是无法预测。想一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谁会料到二十世纪竟会是这样一个世纪呢？

话再说回来，整个人类发展的大趋势还是有的。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这样的大趋势是谁都不能抗拒的。全世界各处的人权也会不断普及和提高。要知道，人权只能落实在个人身上，所谓集体人权是不存在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迁徙自由，都只能是个人的。所以，人权的兴起就必然是专制主义的衰亡。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说法，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一百五十亿年。如果把这么长的时间浓缩折合为三百六十五日的宇宙历，要到九月十四日才产生地球，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十秒钟。因此，从宇宙的观点看，一个世纪的时间不足一瞬。即使宇宙与人类最后都要毁灭，从现在看，以后的路还长著呢。我总相信，宇宙花这么长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总不是为了要毁灭它。

这些话可以算是十足的大话了吧！我想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问：费了你半天时间，谢谢你。

答：谢谢你耐心地听，耐心地记我这些卑之无甚高论的话。再见。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兼论中国的专制主义

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

二十年以前，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以“破四旧”的名义把中国传统文化加以“封资修”、“大洋古”之名予以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作为对这种大破坏的反作用，在中国大陆掀起过一阵“文化热”。此之所谓文化大体就是指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不但并不如文化大革命所认为的那样坏，而且为了救治文化大革命的祸殃，还迫切需要恢复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文化。但是，同时也有另一种认识产生，认为文化大革命固然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名义发动的，实际上却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最最反动黑暗的东西。八十年代上半期，很有一些论证文化大革命为“封建社会主义”，论证应当“建立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文章发表在像《人民日报》这样的权威报刊上，不过这阵风刮得并不长，热闹了没有几天，很快就过去了。

从九十年代开始，我就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朦朦胧胧地认为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不同的。后来知道庞朴同志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还把这个意思写成论文，在1993年“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表，后来又发表在同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题目就叫做《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很受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庞朴同志套用中国古老的说法，说：“文化传统是形而上的道，传统文化是形而下的器。道在器中，器不离道。”我的看法相似而不相同，至于到底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庞朴同志并无具体说明。我以为，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之总和，其中任何一种，不论从今人看来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只要没有消失，或者基本上没有受到（1840年以来）强势的西方文化的彻底改造的都算。但是它又是一个变化的、包容的、吸收的概念。古老的东西只要慢慢失传了，如《周礼》中的许多规矩、制度，也就从传统文化变成已死的“文化遗迹”了；外来的东西，只要被中国人广泛接受了，与中国文化接轨而融合，它就可以称是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比如西服、芭蕾舞……，我们今天是没有人会把它看成是传统文化的，但是再过若干年，它们就可能像我们今天看胡琴、金刚经……一样认为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文化传统则不然。它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的影响几乎贯穿于一切传统文化之中，它支配著中国人的行为、思想以至灵魂。它是不变的，或者是极难变的，如庞朴同志所说的是一种惰性力量（或曰惯性力量），“任你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因此，传统文化是丰富的、复杂的、可以变动不居的；而文化传统应该是稳定的、恒久单一的。它应该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至今的最主要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根据我近年的观察与研究，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为什么说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专制主义？这个问题太大。我只能依靠权威学者的结论来作我的根据，就是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的一段话。他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出的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对于主宰了中国人传统文化的三纲六纪，我还要引用中国近代第一位“儒学名臣”曾国藩在他家书里的话再作进一步的说明。他说：“罗婿性情可虑，然此亦无可如何之事。尔当谆嘱三妹，柔顺恭谨，不可有片语违忤三纲之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地维之所赖以立，天柱之所赖以尊。故传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仪礼记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尔当谆劝诸妹以能耐劳忍气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功夫。”（曾文正公全集·家训卷下，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四时）曾国藩这段话把三纲都提到天的高度。天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后最高的概念，确实只有希腊柏拉图所说的Idea可以相比，因此，把三纲六纪（六纪指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说称之为“形而上的”也是完全可以的。

我过去常常引用宋朝文天祥的《正气歌》，以为他所歌颂的“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也是极具形而上意味的中国民族精神。实际上，它也是专制主义下的爱国忠君的表现。只要再往下看：“……为严将军头，为稽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就足以证明了。这些话跟明朝人的话“万古纲常维宇宙，一生节烈凛星辰”，再到上引清朝人曾国藩的话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意思。

当然，经过这一百年的西化，中国已经没有皇帝了，父母、夫妻之间的关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比如历来被认为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的一个孝字，现在已经几乎听不到看不见而被洋里洋气的“爱心”代替了。但是只要一加审视，三纲在历史上就不是平等的，作为政治范畴的专制主义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不是子事父的“孝”和妻事夫的“顺”可比的，这是没有制约的权力结构的本性决定的。这一点只要看《红楼梦》里贾元春省亲这一幕就明白了。不是她先向长辈请安，而是祖母和父母先要跪迎她这位贵妃，这就叫做“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因此，在皇帝被推翻以后的一百多年里，老百姓对人主的“忠”，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长存不衰，而且变本加厉。我是清朝覆亡十二年以后才出生的，然而我记得在小学读书的时候还学过一首歌，虽然连调子都记不起来了，但是有一句“把生命交托给总理”却还记得很清楚。总理指的是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他都已死了，而他的在天之灵却还要管治著中国的芸芸众生。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学过一首歌，头几句就是“大哉中华，代有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歌颂的是既非国家元首，又非政府首脑，可是却在实际上统治着中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至于以后高唱《东方红》，歌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怕一直到今天还可以说是无人不晓。

说专制主义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还决不是仅指这些形式，而是指它的实际影响。虽然可以同意多数世人的见解，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文化。这个意识形态就是主义，译成洋文就是totalism，autocracy，tyranny，authoritarianism，despotism，totalitarianism，absolutism……这些词程度有强弱，范围有大小，但是基本意义差不多，而中国的专制主义，因为时代的不同，内容也多少有些变化，但是大体上也差不多。它完全控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各种表现，尤其是支配了中国政教礼俗。它实际上就是历来所说的名教、礼教、礼法。我现在特别拈出“政教礼俗”这四个字，以为可以说得更全面、更明白些。凡是能决定支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教礼俗的，就是意识形态。

非常特殊的是：就专制主义之作为意识形态而论，不论是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还是小传统，也不论大小传统怎样划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随便举一个例子，一个多世纪以前，被正统的清朝与儒家视为异端的“太平天国革命”，实行的“万事爷哥朕作主”，“敬主方是真敬天”，“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那一套。其他的武林、黑道……就不用提了。中国人之接受专制主义正是到了深入骨髓的程度。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共元老李维汉在1980年5月24日特意求见邓小平，向他提出，所以出现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是因为中国的封建遗毒太深。因此建议邓小平“补上肃清封建遗毒这一课”。邓小平完全同意李维汉的意见，并在6月27日指示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报告时，特别提出要“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可见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恶梦的中共元老们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毒害是有共识的。他们之所谓封建主义就是我所说的专制主义。不过所谓“肃清”的工作后来也并没有坚持下去，而是不了了之。其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专制主义的传统太深，深到不易认识清楚，深到不能真的触动的程度。

附带说一句，本来也可以以别的概念来总结中国的文化传统，如由范文澜发明而后来得到顾准赞同的“史官文化”，又如中国人自古以来各派各家都标榜的“道”，或者宋以后的“理”，甚至“天人合一”、“实用理性”、“忧患意识”、“乐感文化”……等等。但是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概念实在都是过分抽象，因而暖昧不清；或者信口开合；言人人殊（中国人的“道”不知有多少种说法，甚至一个人都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真是“子之所谓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只有“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才能满足“文化传统”的定义各方面的要求。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正是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

“意识形态”一词，据《汉语大辞典》的解释：“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这个解释大概受到日本人的影响。事实上，“意识形态”这个词也正是日本人藉与中国人共用的汉文，对西文ideology的翻译，其实不但文理欠通，意思也不确切。据英国的牛津字典，ideology的解释是：Asystemofideasandideals，especially onewhichforms the basisofeconomicorpolitical theory andpolicy。照美国的韦伯斯特字典的解释是：Asystematicbodyofconceptsespecialy about human life or cultu。另一个解释是：The integrated assertions ，theories and aims that constitute a socialpolitical program。三者大意差不多。如果用中文简单地陈述，就是一整套关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教条和理论。中国的专制主义恰好符合这个解释。

在上述列举的西文与中文专制主义对应的词中，我的朋友、去年逝世的芝加哥大学教授邹谠最爱用的是第一个词totalism，他译之为“全能主义”，因为皇帝老子什么都要管，实际上也就是“权力通吃”。藉此，也可以更清楚地明白专制主义的涵义。不要忘了，不过几十年以前，全国各地，不分东西南北，普通人家的堂屋正中，还都是供著“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的。

海外华人学者有把ideology按声音译成“意底牢结”或“义谛牢结”的，倒也尚能传神达意。它真是牢牢地固结在一起，不用极大的力量，不经过长期的冲激，不经过内部的腐烂，确实是攻不破的。所以，意识形态很近似于中国古人所谓“道统”。为了与之相区别，又因为近代的西化了的中国人好谈“理论”，我主张译为“理统”。比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就以译作《德意志理统》为好。

所谓专制主义，只是用一个名词来说。它也可以一分为二地说，那就是在上的一方面是专制主义，而在下的一方面是奴隶主义。专制主义就这个意义上说是一个合二而一的结构。它决定了中国的政教礼俗，也因之而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在这方面迄今为止看得最深最透的是鲁迅，他所创造的阿Q就是长期的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国民性的典型。阿Q明明是奴隶，可又老想当主子，后来又因为加入“革命”而威风了几天，于是又大摆其主子的架子，最后还是以乱党的身份被杀了头。鲁迅说，对中国老百姓而言，中国历史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实际上就是皇权趋于稳定或皇权遭到破坏的时代。这实在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的话。

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

中国专制主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想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议，截断众流：定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时算起。这样二千二百年的历史也已经是世界上资格最老的了。当然别的国家在宗法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阶段，也有专制主义的因素，但是它们持续的时间大多没有中国长。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秦始皇以前当然也有根子，然而只有到秦始皇的集中统一，才出现了大成至上的专制主义，以前的那一段算不算都不致影响大局。

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天下（其实只是中国，不过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上版图最大、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国了），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他当秦王已经有二十五年了，统一中国以后，他首先就让群臣给自己上尊号为“皇帝”。这是合远古所谓三皇五帝而言，其尊贵是从来没有的。皇帝自称曰“朕”，历来称为“民”的百姓则更名“黔首”。他既然扫灭诸候，并吞六国，就索性废除了有近千年历史的封建制度，而改行郡县制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又分为若干县，由皇帝派出的大臣直接统治，同时统一全国的文字与度量衡，筑驰道通到全国各地。这就是所谓“车同轨，书同文字”，或者是所谓“混一车书”，“并冠带之伦”。在两千年前，秦始皇的这些作为确实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所以唐朝的李白说：“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的李贽则尊之为“千古一帝”。这些都是他应得的赞扬，但是到二十世纪，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就已经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动的了，只是他的伟烈丰功却还是压在中国人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或者虽有改变而又藉尸还魂，变本加厉。

自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到公元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大清帝国为止，两千一百多年间的中国政治制度，除了汉初有过若干年分封诸王的反复外，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由于意识形态的支配作用，中国经济制度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这就是有名的中国停滞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学术界受马列主义的影响，以所谓五阶段论（即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过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的理论）的影响。不断有人论证，到明朝末叶即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侵略，中国自己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来。但是这只是一种无法证明的假设。而据另外一些学者如傅筑夫、顾准等人的研究，则中国早在周秦即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因为政治上的极权专制主义而始终发展不起来，一直到西方帝国主义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后，资本主义才得以艰难地成长，却又因为政治制度的束缚而始终不能顺畅地发展。我是比较相信后一种说法的。

中国专制主义的理论

前面已经谈到，中国专制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体系（我主张称之为理统），然则它的理论是什么呢？

历来作为主导的看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脉是儒家。唐朝的韩愈与宋朝的朱熹甚至制造出一个道统来，把《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执厥中”说成是“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珂”的所谓“十六字心传”，是以后又经韩愈、朱嘉传之后世的“道统”。事实上，即使不说这只是虚妄的捏造，光把儒家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正脉，也是极其偏颇的。应该明确，法家在缔造中国文化传统亦即专制主义传统的过程中，其作用决不亚于儒家。儒法互补，儒法交融，这才构成中国专制主义的核心理论，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统，或曰理统。首先，不但秦始皇在建立大帝国的时候，就纯粹是按法家的思想统治天下的，而且秦之所以富强，以至被六国视为“虎狼之秦”，又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励精图治一百多年的结果，商鞅当然是儒家所鄙视的法家。法家虽然刻薄寡恩，但是在两千几百年前要做到富国强兵还真是有办法。不过，秦政苛暴，二世而亡，从统一算起享国才十五年。汉承秦制，后世又承秦汉的制度，虽不无斟酌损益，但是到底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动。所以谭嗣同说“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也说“百代皆行秦政制”，实在是千真万确的。虽然毛泽东自己实行专制主义，还要扬法批儒，无非是进一步表明自己的立场，给自己的行为寻找一个中国自己的道统作根据。但是他明确指出法家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看到大反传统的五四先贤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在学术上倒是颇有贡献的。

不过，法家相信“仁义惠爱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毕竟太肃杀了一点，施政效果也可以从秦二世而亡这一点上证明不怎么样。因此，到汉文帝的时候，贾谊作《过秦论》就批评秦“仁义不施”；到汉武帝时，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朝历代都尊崇儒学，孔子也一直被追尊追封，直到“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而法家则自秦以后即不得其传，没有一个学统，道统亦隐而不见。于是形成一种成见，认为儒学是中国学术的正统。其实，法家的思想早已融化于“百代皆行”的“秦政制”中而千古不能废了。以至北宋的苏东坡都说：“读书万卷不学律，致君泽民总无术”，“儒主礼乐而法崇刑赏”。儒家的作用不过是替法家冷酷无情的专制主义为之“节文”，为之“缘饰”，使之增加一点“仁义”，罩上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所以自古到今，中国都有“儒表法里”，“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的说法，实在是不错的。事实上，汉武帝的玄孙，后武帝十三年当皇帝的宣帝就对自己的太子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前汉书·元帝纪）所谓霸道与王道杂用，说的就是法家与儒家并用。这一点，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是十分明白的。再看一看号称尊崇儒学的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竟因为看到孟子书中有对帝王不敬的话而勃然大怒，差一点把他永远革出孔庙，就更加清楚了。

南宋的儒学领袖朱熹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只能慨叹：“（从孔子算起）千五百年之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这实际上就是承认儒家的“德治”或“礼治”的理想始终未能实行。不过，认真说起来，法家也有理由对这千五百年之间的治道表示不满意，因为“哪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的“铁面无私”的“法治”理想（注意：此之所渭“法治”只是法家反对儒家的“德治”、“礼治”的说法，决不是建立在现代民主制度上的“法治”），也从来没有得到贯彻，在朝廷执法的过程中，也不知有多少“拉关系，托人情”的循私枉法的事例，中国的专制主义实际上也就是在这种不儒不法，亦儒亦法的状况下延续了下来。而且儒家也自有其严酷的一面，它与法家都尊崇绝对皇权。即以上面所说的自以为中兴儒学，传承道统的韩愈而言，他在著名的《原道》中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一个“诛”字，实在是够鲜血淋淋、杀气腾腾的。就是这个韩愈，硬是替两千多年前的周文王做了一首向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殷纣王认罪效忠的《拘幽操》，说什么“臣罪当诛今天王圣明”，作为忠君的最高典范，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这原本应该是十分可耻的一句话，倒成为千年来中国人的最高道德准则。不过，据我的同学唐振常教授的考证，韩愈此话“是微词，是反语，是消极的咒骂”。但是我本来并不知道这些，倒确实是靠了这两句话发扬自己的奴性即阿Q性，才渡过了被划为右派后思想上极其艰难的最初两年。我确信还有不少与我抱同样心理的人。我们都可以说是以亲身的经验验证了专制主义主宰中国人灵魂的实际的。

中国人总是把佛教融人中国文化评价得非常高，以为中国文化特别富有包容性，殊不知释氏与道家所谓“二氏之学”虽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有相当大的影响，对儒学的精致化与形而上学化有所推动，但是对中国整个社会的政教礼俗来说，与儒家和法家的主流作用是无法相比的。印度人欣赏的“佛法平等”，硬是被中国的专制主义挤得无影无踪（当然也是因为中国社会的不平等远不如印度的种姓制度严酷）。倒是佛教给中国引入了印度的地狱与西天极乐世界的信仰，对中国人相信因果报应的心理有极大的影响，而且还带动了所谓“中国真正的本土宗教道教”的发展，又从而带动了一大批“邪教”从白莲教到义和团……的发展。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的实际生活也起过不小的作用，但是始终取代不了儒法交用、政教合一的正统地位。

中国专制主义的特点

世界上许多国家、许多民族都曾有过专制主义的历史，若不是如此，洋文里怎么会有上面举出来的那么多名词呢？要比较各自的特点，非学贯中西不可，我实在是没有这个学力，但是笼而统之，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也勉强可以说出一些特点来。

第一是资格特别老。从秦始皇称帝算起，专制主义已有二千二百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比起世界上的大宗教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已经长得多了。

第二是儒家虽然未必能如康有为、陈焕章以及今天有些人主张的那样，就是一种宗教，但是它确实具有某种神学的品格。本来从孔孟起，儒学就把天或道与人事相联系，特别是从董仲舒开始，把皇权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高的概念天或者道具体地联系起来，形成一套颇为完整而又精微奥妙的理论，使皇权具有神圣的意味。从来皇帝的尊号中都有“奉天承运”、“继天立极”这样的字样。明明是流氓地痞、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戴上这样神圣的光环。我了解外国的情况很少，只知道在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国家中，王权或皇权都要受到上帝或安拉或者他们的仆人教会的制约，基督教国家的国王或皇帝登位后还要由教会来加冕。中国的皇帝则是直接通于天的，他是唯一的“天子”，是天在人世间的代表，是道的化身，是当然的圣人，一切都由他作主。藉外来的术语来说，中国实行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其实，因为中国的政与教由于儒法两家都有“君师合一”的传统，历来就分不清楚，所以也许还不如说“政教混一”更为确切。

第三个特点就是把专制主义人情化，也就是有名的“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三纲六纪本来就是从家人父子的亲情出发的，所谓“孝弟其仁之本欤”；再转到忠君上，所谓“近之事父，远之事君”，“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再转到天的头上，所谓“王道之三纲，可求之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循环纠结怎么样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网，而最后落实到皇帝的绝对专制上。

在外国的专制主义下，老百姓都称为“臣民”（subject），现在有的学者也把这套到中国人身上，说中国人只有臣民心态而没有公民意识，中国的出路就在让臣民社会演化为公民社会。其实说中国老百姓是“臣民”还是不够确切，中国老百姓的实际地位是“子民”，是无法翻译成洋文的。历来说“天子抚育万民”，皇帝是上天的儿子，又是百姓的严父，百姓对皇上的依附关系因此又比外国的臣民对君主的依附更深一层。

这一传统之深可以从前几年还唱彻神州大地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还有“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的歌声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被打成右派或三反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以后，一面表示服罪，一面在内心对自己说：“被党打了，就跟被爹娘打；还能怎么样呢？”这些话在当时是不能公开的，那样就是不服罪，就是继续反党。等到平反以后把这些思想公开出来，却又居然被认为是“政治觉悟真高”的标志。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中国人并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

第四个特点是“大一统”。《春秋公羊传》固然有大一统的说法，认为周天子应当做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但是只有到秦始皇才在事实上做到，以后就成为定制。虽然中国的历史上分分合合，正如《三国演义》上说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是毕竟是合多分少。即使是分的时候，其中一个比较强的国家也总是要处心积虑，力争做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中国实际上是一个封闭或半封闭的国家，地处亚洲的东方，至少从秦起就是世界第一大国，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又老早就是世界第一大民族。所以中国虽然一再被北方来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可他们又都不得不“师汉法”，也就是学习汉民族的文化以统治汉民族，金元之际为一代儒宗的元遗山甚至还夥同别人请蒙古的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呢！

第五个特点就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这也是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而形成的。中国历史上屡次受到外族的人侵。但是任何文化较低的北方游牧民族都不能改变而只得接受中国的皇权专制主义。事实上，古代西方的罗马帝国，也是因为北方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这些蛮族的文化也远低于罗马帝国，他们也不得不被罗马的文化所同化，但是他们不是化于罗马的政治制度而是化于罗马人信奉的基督教。结果是成立了许多分立的封建小国。虽然其中也有一些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共主，但是第一，这只是一部分国家；第二，罗马皇帝的统治是松松垮垮的。因此，据后人研究，欧洲的封建国家倒是比较容易产生民主主义的。中国则不然，自秦始皇以后，地方行政长官都由中央派出，以下层层节制，最高权力集中在“执长策以御天下”的皇帝一身，统治力量要强得多，严密得多。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如此，民主思想根本没有产生的空间。直到现在，“父母官”三个字，还是挂在人们嘴上，压在人们心头。这些所谓“亲民之官”固然也有好人，但是往往是更加专横，更加残暴，到今日而尤甚。

中国专制主义的第六个特点，也是最可恶、最黑暗的一个特点，就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其实它本来就是政治上的大一统必有的一个组成部分。“自是而相非，自贵而相贱”，本是人性中固有的阴暗面，因此现代民主制度首先必须保障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以相互宽容作为民主的第一要义，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则反之。且不说秦始皇以前的孔子即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孟子就有“息邪说，放淫词”的话，至少那时还容许“百家争鸣”，虽然争鸣的内容一概都是“人君南面之术”。秦始皇是完全靠法家的理论立国的。他称帝以后，除了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以外，还燔百家“以愚黔首”；“以吏为师”以统一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以后，法家之治渐渐儒化，情况当然要好一点，但是总的来说仍然是实行的“舆论一律”，到后来更发明了开科取士的方法，又进而发明了八股制艺。天下士子都得“为圣人立言”，“非圣人之言不敢言”。至于以言获罪，以文字贾祸的则代不绝书，而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达到顶峰。

由于以上的六个特点而有了第七个特点，即中国专制主义的生命力特别顽强。这一点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明白的事实。请看1911年10月10日辛亥起义推翻帝制，中国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以后，人们本来满以为专制已经结束，民主马上可以实现了，殊不知不过三年（1915年）就发生了袁世凯称帝的活剧，虽然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下台而且病死了，但是次年（1917年）又发生了张勋拥戴溥仪复辟的短命闹剧。以后经过十年的军阀混战，好容易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了中国，但是不久就暴露出其法西斯独裁的本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结果却迎来了1957年到1976年的二十年极左路线，毛泽东自称“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中国人民一百几十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的本质，只是革掉了一个皇帝。反观同在亚洲的日本，照说也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而且它的天皇据说还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的子孙，实际上则是京都由“将军”主政，各地由“大名”统治的封建国家。自从1854年被美国海军打开国门以后，经过所谓的“尊王攘夷”到“大政奉还”，到1868年不过十几年的功夫就实行了明治维新，正式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日本的民主是很不成熟的，后来军部专权，实行侵略政策，又败于同盟国之手，又在美国的占领下重订宪法，实行了第二次开国。到目前的世纪之交，在信息时代的大形势的压力下，日本又在酝酿“第三次开国”了。可以预计，日本将进一步民主化，人民将得到更多的自由。同日本对比起来，中国停滞的主要原因只能归咎于我们的专制主义文化积淀太厚。

中国专制主义的支持力量

在中国，专制主义还受到许多强大的思潮以至现实力量的支持。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这点应该是自明之理了。用最简单明白的话讲，就是计划经济只有一个老板，即国家。没有国家的恩赐，任何人都不可能有饭票。所以现在有人质疑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人普遍地软弱、奴性，没人格以至无耻，这是无论如何不能深责的，因为任何人敢不服从，就得面临没有饭吃，也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求生的本能又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番道理在中国改行市场经济以后渐渐地有人懂得了，但是中国迄今还没有进行认真的反思甚至拒绝忏悔，这才是中国的耻辱。

专制主义还容易受到十九世纪以来因为遭到外国侵略而义愤填膺的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支持。正如一百年前如狂飚突起的义和团的口号“扶清灭洋”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专制的启蒙运动，不过它确实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开头。以后的几十年有“救亡压倒启蒙”之说，也并非无稽之谈。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头上去，它就可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统治。一个新兴的政治力量只要能利用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甚至可以取得政权。一句“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立刻可以使听众百脉偾张，满座若狂。中国人民历来是讲究“夷夏之辨”的，可又是历来不讲究专制与民主的区别的。他们对爱国还是卖国的敏感程度要比对专制还是民主的敏感程度高出万倍。

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个强大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从来没有“个人主义”的观念，就同根本没有“自由”与“人权”的观念一样。虽然战国时候有个“杨朱为我”，但是其思想从未发育成一种有效的政治、伦理思想，而且很快就被孟子将他同墨子一起斥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骂倒了。“大公无私”，“为集体而牺牲个人”，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狠斗私字一闪念”，好像谁都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行为。“识大体，顾大局”更是被认为是高贵的情操，然而就在这种情操之中，人都变成了奴隶。上面所说的风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决定摆脱人民公社的严酷束缚，自己谋一条生路而按血手印决定分田单干的时候，他们是自觉地在“犯罪”。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开辟的道路给改革开放带来了巨大的成绩，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居然还没有人把他们的行为所代表的理性的力量作出像样的总结。

当然，中国的专制主义也受到中国的传统哲学的支持。这样说有点像同语反复，似乎并无多少新意。所以值得一提，只是因为中国专制主义不但是由上面说过的那些法家的和儒家的思想家或哲学家，如董仲舒、韩愈、朱熹、曾国藩所提倡，甚至铸造的，它还受到其他各派的思想家，如阴阳家和谶纬学的附和，也受到道家或释氏的消极的支持。现在是有人从老庄禅宗中间发现了所谓“消极的自由”，即使此言属实，他们反正是到现在都没有发展成为足以与专制主义对立或者足以消解专制主义的积极的自由。甚至近百年来被认为代表下层人民利益、许多老共产党员（包括少年时的我）所推崇的墨家，也一样是十足的专制主义者，主张“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墨子·尚同上》）。一部中国哲学史或者中国思想史怎么样也脱不了专制主义统治一切的模式。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事情才会如鲁迅所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成了“为民作主”；“法治”一辞在今天的中国，也明明是ruleoflaw的翻译，但是没过多久，便成了“依法治国”，变成rulebylaw了。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惰性或曰惯性简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专制主义、封建主义、皇权主义

对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理论、特点讨论了一番之后，应该讨论一下它同封建主义、皇权主义的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因为受马列主义的强力影响，中国人一直把秦始皇以后到鸦片战争为止的两千年历史称之为封建主义阶段；把1840年到1949年（因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本国资本主义的生长）称之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是极不准确的，是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人类历史发展的“五阶段论”推导出来的。中国自己的传统则历来都把秦始皇一统天下、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以前称为封建时代。从社会制度上说它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主义，也就是西方一般史学家普遍说的封建主义基本一致，甚至也与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各地由“大名”统治的封建制度基本一致，而与秦始皇建立的郡县制大不相同。所以发生这样的误解都是因为用“五阶段论”硬套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结果。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众口一词，己经积非成是，积重难返了。流风所及，老百姓把一切传统的东西，包括风俗习惯，都冠之以封建的形容词，如坐花轿、拜天地、裹小脚、烧香祭祖、求神拜佛……等一概称之为封建思想、封建迷信。五十年前有一位卫生部长甚至把中医称为“封建医”，引起上下的反对，于是改口。在我的记忆中，这是唯一得到纠正的一例。

照国际通例，封建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专制主义主要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专制主义可以发生在经济相当发达的地方，如德国与苏联，而封建主义则无论如何是与现代社会不能相容的。

我的总的看法是：人类社会在过去几百万年的发展道路，或曰发展模式是很不相同的，最明显的不同就是本来同源共祖的人类居然能分化出白人、黑人、黄人等肤色形貌不同的人来。因此即使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也很难说五种制度能够包括一切。封建制度废除以后的中国的中古社会就是相当独特的一种，是不能硬归入欧洲中古的封建社会一类的。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有待认真深人细致的研究。但是作为数量占人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时间长达两千年的一种模式，完全可以而且应当自立名目。我历来认为，最好就称之为帝国主义，因为民国以来已有不少学者称周朝为封建而以秦汉为帝国，但是因为与世界上已经约定俗成而且意思另有所指的imperialism犯重，所以只好称之为皇权主义，也可以称之为皇权专制主义，或者绝对皇权主义。我杜撰了一个英文译名emperorism，以此来称呼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形态，以代替名实相乖的封建主义（feudalism）。十几年来也曾多次就教于同道诸君子，没有遭到什么反对。只有一个人认为以称郡县制为好，但是它不好翻译成外文，无法与外国交流，无法在世界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不能表示与近代国家一般都有的地方行政区划不同的特点，也不能表示皇帝老子“予一人抚有万方”的威严。想来想去就还是以皇权主义为好。请高明指教。

俄国虽然现在由普京起自称是一个欧洲国家，但是它的文化与社会制度也自有特点，因此决定了它在二十世纪走了近八十年的极权主义的道路，在此以前，它的社会——政治制度被称为沙皇主义，我以为它也是有资格与中国皇权主义的社会——政治模式并立的。

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的浪潮汹涌澎湃，光凭全球化这个“化”字，当然可以使世界上许多国家会有许多方面归于趋同，比如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但是它是不是会达到全球一道同风，我还是有怀疑。既然同源共祖的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会变得“殊方异俗”，甚至“殊形异相”，难道在将来真的会回到一个模式里去吗？把未来的世界看成是一个大体相同，然而各民族又各有特点的“和而不同”的世界，似乎要合理一些。全人类的发展道路可以大致一样，但不会完全一样。毕竟按生物进化的过程说，不论是全体生物，还是某一物种，都是越进化就殊异性越大。各个民族在各个阶段，各有自己的形式是可以想象需要研究的。

中国的专制主义与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从1840年算起，也已经有一百六十年了，在物质方面是有成就的，而且可以说是成绩大大的，比如一百年前，中国人连火柴、洋袜都造不出来，但是中国现在已属于少数几个能造两弹一星（核弹、导弹、卫星）的国家之列了。在精神方面，也可以说有许多的收获。比如1901年底才由皇上“劝谕女子勿再缠足”，现在可以说已经看不到多少小脚老太太了。其他种种“解放”，也真是不胜枚举，触目皆是。但是，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就必须承认，中国人的政治文化变化很少。最近看到报上有青年干部说：“看看他们现在对上级说话的态度，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他的意思是说上下关系已经很民主了。我却很怀疑，不一样的恐怕只是失去了中国曾经十分讲究的礼貌与规矩而趋于随便与粗野，不变的却是首长的自以为是和下属的曲意逢迎。证据真是随处可见，只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看看上面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都是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又比如，现在的社会，真可以说是贪污成风，贿赂公行。而所以能出现这种现象，又是因为存在着广泛的以权谋私的可能性，而所以可能大规模地以权谋私又必然是因为公权力行为缺乏公开性或透明度的结果。这恰好就是专制主义存在的明证。

这样的社会不但在精神上与现代社会的标准相距甚远，而且在物质上，也就是在经济建设上，即使能取得若干进展，也是有限度的，不能持久的。经济，尤其是现代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依靠的是个人有充分的自由，有充分的安全保障，也就是民主和法治。饮水思源，中国二十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从1978年安徵风阳县小岗村十八户农民按血手印分田单干开始的。这既说明了人民对自由的渴望何等强烈，也说明了自由的价值何等伟大。要知道，这一点求自由的精神是从当年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最落后的小岗村到当今世界上最富裕、最先进的硅谷是完全贯通的。1925年，鲁迅在回答《京报副刊》关于青年必读书的问题时，劝中国人“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这话在当时倒还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对，现在则成了鲁迅的一大罪状。我自己对中国书是读得不算多的，但是对外国书读得更少，对鲁迅的回答既没有反对过，也没有深究过。一直到近两年，我才渐渐悟到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鲁迅的话固然是愤激的话，然而却是一个只有对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有深刻觉悟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话。当代中国人对鲁迅的垢病，只能说明中国人的总体觉悟又退回到五四以前去了，这真是可悲的事。

中国现代化的前瞻

我曾经相信过鲁迅的话，认为中国要现代化“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也曾服膺过陈寅恪的话，认为中国今后“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经过近几年的观察与思考，我现在认为，所谓“固有之血脉”或者“本民族之地位”必须分清是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如果是前者，可继承发扬的当然是极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继承作为顽固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是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的。

只要拔除了专制主义这个毒根，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但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广大部分，从文学艺术到科学技术，可以而且应该继承发扬，即使是儒家与法家的学说，也都有应该继承的因素。比如儒家的“民本主义”固然不等于民主主义，但它并不难转化出民主主义来。古人的许多嘉言彝行都应当成为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的源头。我曾说过：“孔颜孟曾、程朱陆王的思想，只有在中国彻底清除了专制主义之后，才能大放光彩。正像基督教只有在革掉了教会与教皇的专横腐败以后发扬光大一样。”即使是法家，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话也可以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接轨。不过要注意，说“王子犯法”，而不说“皇帝犯法”，就表示统治者是高居于法律之上的，因此还不是现代的法治而只是专制主义者的法制，要警惕！最近在报上看到有人主张加强德治。我完全赞成这个意见，不过要指出，认真的德治只有在完全的法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挥好作用，否则难免不成为专制主义的帮凶。孔子的一些话，像“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还有孟子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简直可以说完全与现代的个人主义相通。同样孟子给“大丈夫”下的定义：“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不但在历史上已为士所取法，在明天还可以为更多的人取法。更不用说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已经被世界公认为“全球伦理”的“金规则”了。这些都是必须放到中国未来的公民教科书里去的内容。

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的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

要有一批人长期潜下心来做认真细致的启蒙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变中国人现有的“子民心态”为“公民意识”……现在大家都说中国人的素质低，其实所谓素质低，就是缺乏公民意识。要提高人民的素质只有大规模地、长时期地，扎扎实实地、认认真真地进行这几十年社会上、学校里根本不存在、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公民教育。

中国为什么要现代化？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现代化只有物质的标准，只是几十年前乡下人对城里人的观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延长与放大。殊不知中国人所以要现代化根本上是为了要做现代化的人——独立的、自由的、自尊的人。一百多年前，严复在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成为第一个看出中国的病根在人的不自由，以后，他又成为第一个把西方关于“自由”的学说介绍进中国的人。但他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的时候，竟因为担心“中文自由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而费尽心思改译为《群己权界论》。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心情，继承他的遗志，做好启蒙工作。个人与他人的权利如何划分，如何划定界限，确实是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但是还不是全部内容。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培育出来的顺民与刁民还必须分清个人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的范围，还有许多其他重要的东西。可以说，凡是应该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几乎没有一条是不重要的。

要注意，上面所说的两条道路有可能是矛盾的：一方面说要民主化必须有合格的公民；一方面又说没有合格的公民就不能民主化，两者顶牛。实际的解决办法是：只有先实行制度的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我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从大学毕业的，毕业后不久就到战时首都重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工作。正好赶上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我当然没有资格躬逢其盛，但也算得是一个就近的观察者。当时双方“斗争的焦点”是国民党要把持政权，并且以政府的名义要解散或者收编共产党的军队；共产党则主张成立联合政府，要国民党开放政权，开放民主。其中有一个到今天看起来还特别有意思的论点是：国民党认为中国人民的素质太低，实行不了民主；而共产党的反论则是，要学会游泳只有跳到水里去才能学会，不实行民主，人民的素质永远不会提高。奇妙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国民党的论点现在成了共产党的论点，

而大批的知识分子，从当年的国民党人和党外人士到今天的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虽然身份变了一个个儿，但是论点却完全一致，都是认为中国人素质太低，短期内不能实行民主。这个观点是康梁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百年癌疾，中国要有前途，必须打破这个只能引人走入死胡同而且永远转不出来的论点，历史是人干出来的，不是抠书本、讲死道理抠出来的。当然，如果机缘凑巧中国能够迅速民主化了，可以预言那个民主大概也是很不如人意的民主。然而我们只能以此为起点，认认真真地进行公民教育，既是大刀阔斧地也是一点一滴地剔除中国人灵魂里的专制主义的毒素，使中国的民主逐步健全起来，正规起来，再在大体上实现了民主，亦即人民已取得了基本自由的条件下，完成完全的法治。中国的志士仁人只有以此为目标，有努力奋斗几十年的思想准备来建设中国的民主。

人类的文明史证明：所有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莫不以保护人民的自由与公民权利为第一任务。历史也已经证明：只有人民最自由的国家才能成为最稳定、最繁荣、最强盛的国家。

二○○○年五月十五日

原载于《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4期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无民主也无科学

顷阅十二月十日《中国经济时报》第八版冯世则同志关于英国阿克顿勋爵说“权力腐蚀人”的文章，其中说到：

伟大的五四运动热烈欢迎德赛二先生，于今七十余年矣。认真想想，科学我以为我们一直是有的，包括传统时期在内，虽然不如西方发达（若不，李约瑟的那部巨著从何写起？）......民主在中国的技术文化中却无踪影。......

看后我不禁大吃一惊，为什么“五四”先贤接着前人几十年的探索才发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缺陷，经他“认真想想”就轻易地推翻了一个。冯世则同志是我的朋友，因此我立即打电话给他，告诉他错了。他不但从善如流，而且要我写一篇文章来纠正他的误断，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草此一文，投付贵报。不过，我不是学者，更不是专家，本来应该写一篇大文章的，却写不出几句话来，就只好请示原谅了。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科学？在世界各古老文化中，只有希腊文化从文明发轫的所谓“轴心时代”开始就有科学与民主，其他如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及更古老的埃及文化，最古老的苏美尔文化一概没有。这已是世界史的常识。冯世则同志提到李约瑟写的大书《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以为他“认真想想”的“根据”，其实二十多年前“文革”尚未结束时，我分明在《参考消息》上读到李约瑟写的几近一版的文章，盛赞中国历史上的技术发明（记得那篇文章特别提到了中国人发明了马镫，使人与马联为一体，对文明有伟大的意义），但是他的总结论是中国历史上“有技术而无科学”。

为什么说中国没有科学？理由十分简单。第一，中国没有按严格的逻辑推理发展出一套科学理论绳绳相继，日新又新。第二，中国没有发展出以数学作为各门科学的共同语言。

这话是使人一读就能信服的（只是事隔二十多年，此文再也无法访求，我只能自信记忆无误而已）。在欧几里得发明推理严密的几何学之时，中国还只有占卜之书的《易经》，然而现在它却被推为科学之祖的“元典”了。数学在中国当然也是自古就有的，举一个例子来说罢，每一个木匠，要做一张圆桌，都懂得“径一周三”。祖冲之推算出来的圆周率的精确度据说比欧洲人早了几百年，这也是我们大肆宣传的。但是中国从来没有几何学。“算学”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绝学”，也就是没法传承的学问，往往是出了一位“天才”再过若干年又出一位“天才”，得其“不传之秘”，或更进而发扬光大一下，然后又成“绝学”。如此反反复复，并无可以形诸文字的传承体系，如我们今天从小学到大学学的从西洋学来的一套数学教科书，也完全不能同中国自己的“文史之学”相比。而这些我们今天承认之为“天才”的人，在历朝历代的圣君贤相、文人学士的眼中是根本没有地位的，他们不过是“方技”或“术数”而已。

解放以后才被树立起来的汉代大发明家张衡，我几十年前读中学的时候只知道他是文学家，作过张衡四愁，与梁鸿五噫并称。崔伯玉撰张衡碑云：“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评价不可谓不高，不过后人评论却说：“人之思虑，必极渊微，方可通神明，体天地而类万物，否则不能契理于《易》，何有哉。”这只能叫人倒抽一口冷气。

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分不清中国人的发明原来大多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中国历史上有四大发明，近世以来方为世人，尤其是中国人所艳称。刚刚逝世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更孜孜兀兀为我们中国人发现了许许多多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的发明，大长中国人的志气。然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分不清中国人的发明原来大多是技术而很少是科学。

但是清末的先贤如梁启超、严复是懂得这一点的，“五四”的先贤如陈独秀、胡适是懂得这一点的。后者所以要大声疾呼拥护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就是因为中国博大精深的五千年文化里并没有这两样宝贝。

一九一一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学与术》，其中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沉，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互关系，凡百皆准此。”严复在《原富》一书的按语中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已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两位先生所说的学就是科学，术就是技术。他们舌蔽唇焦都想把这两个判然有别的概念引进中国，开导中国人民，没有想到中国人并不领情，“学术”一词，此前几千年始终分不清，此后八十年也还是分不清。不但如此，中国还发明了“科技”一词，到处流行，如“高科技”、“高新科技”等等，不一而足。合“科学”与“技术”而一之，实际上则是混同“科学”与“技术”而不分。

这样的混同，害处是极大的，至少是真正的科学观念输入不了，真正的科学也就上不去。

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两弹都上了天，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电脑与大哥大随处可见，中国俨然是“科技大国”了，却很少人知道“科技大国”绝非“科学大国”。

最近看到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九十高龄的吴大猷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近数百年我国科学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其中说：

很不幸的，我们在现代创用了“科技”这个名词，代表“科学”与“技术”两个（不是一个）观念。我们目前所注重的问题，二者的分别是重要的点。我们的探索如动机是求知，“求真理”，往往在无边的领域，由一些构想出发，按逻辑，继续不断地推行，这是“科学”探索的要义。如有具体的问题，作有具体目标的探索，我们称之为“技术性的研究”。这样粗浅的说法，并未能将“科学”和“技术”精确的鉴别；实际上二者亦非完全划分的。最好是以一些我们熟悉的例子来说明。......又以三十年代核子物理的实验和理论探索，乃纯学术性（科学）的研究。四十年代初原子弹的研究发展，乃进入“技术性”的研究；理论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核能发电发展，乃技术工程。每阶段的研究，所需智力，无基本上的不同，但在探索的目标，是为求知或为求实果，和探索的方法，则不同。

......虽则科学发展结果，可能很大地改进我们的物质生活，但科学的探研者的主要原动力，多不是以物质的收获为目标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索的主要分别，乃前者是不为先定的目标所局限，而是无止境地为“求知”前进。

吴先生把中国人发明“科技”这个名词认为是“很不幸的”，他的感慨是很深的。

我请教了可称“日本通”的朋友，问他们在同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有没有“科技”这个词，答复是“没有”，只有“科学”与“技术”两个词。只不知道同属汉字文化圈的韩国、越南、新加坡有没有“科技”这个词儿。

吴大猷先生也读过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注意：这部书的中文译名中《中国科技史》）但是他读完后的感想却与我们大多数人读过以后“爱国主义油然而生”不同，而是“微感不安”。“盖这些比较，或使一些国人有自傲自喜的依据，以为我民族的科技上长期超先于西方，只是近数百年落后于西方而已。”

他还指出：“李氏乃一优秀的科学家，他书中未指出我国输至西方者系‘科技’，而用的是‘技术’二字。”

吴先生接着再讲科学与技术之不同。他所没有说的是：中国学术从发轫之始起讲的就是“求善之学”，一切都从“应然”出发，又归结于“应然”，“实然”是不大考虑的；西方学术是“求真之学”一切都从“实然”出发，又验证于“实然”。西方学术的原动力是所谓“求知的好奇心（intellectual curiosity）”。而中国学术的最高境界，从孔子所谓“尧舜其犹病诸的修己安人之道”，到宋儒所谓“胸次一片天理流行，更无一毫人欲之私”，都根本与“求知”不相干的。

就以吴老先生提到了“求真理”三个字而论，他为什么要在这三个字上加上引号？原来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没有“真理”这个词的，是经过佛教从印度引入中国的。西学东渐以后，又以之来翻译英文truth这个字，其原义实与“事实”或真相无别，可以说是一个价值中立的词儿，而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把它看成是一个有崇高价值的词儿，从小学起，就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随时准备为“真理”而献身。在对“真理”的认识上，中国与西方实在是天差地远。

吴老先生在他那篇短文的最后一个注解中说“......内战与抗战频仍，国人之认识‘科学’与‘技术’之分别可谓始自五十，甚至六十年代。”台湾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大陆的情况，似乎还有些不同。吴老先生是一位物理学家，不是治学术史的。事实上，在中国，从我们上面引据的梁启超与严复的话可以明白，本世纪初就已经有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分清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了。不但如此，稍后于他们的国学大师、“古董先生”如王国维、陈寅恪就一直慨叹于“中国人太讲实用而无理论”。大概当时的中国学者国学根底深厚，对其缺陷体会深刻而对西学则又特新鲜的敏感，不料“五四”以后不到八十年，也输入了不少科学技术，人们就渐渐习以为常反而失去了当初曾有的正确的观察、深刻的体会了。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两弹都上了天，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电脑与大哥大随处可见，中国俨然是“科技大国”了，却很少人知道“科技大国”绝非“科学大国”。我的印象是，在本世纪初，国人好不容易才分清楚了的科学与技术，到本世纪末反而又模糊起来了。博学明辨如冯世则同志亦有此误解，也是一个例证。

后年（一九九九年）就是“五四”八十周年了。抚今追昔，我们所愧对“五四”先贤的是，我们在民主和科学两方面都没有达到他们对我们的期望。但是，我们也不必因此而有自卑的心理。因为虽然希腊文化在古代有其不可企及的辉煌，但继承和发扬之者原来都是在文化上本来无甚根底的野蛮人，即构成今日所谓西洋人的主体的日尔曼人。在这个全球华的时代，我们中国人要赶超西方并没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何况我们今天已有了一些科学的积累，所需要的只是彻底的觉悟与全民的共识。“知耻近乎勇”，最怕的是因无知而来的“自傲自喜”。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经搜索，这篇文章网上还没有，2005/03/27“五柳村”据《李慎之文集》制作上网

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序

注：这是李慎之为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写的序言。

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是什么样的思想、心理？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然而对开放、改革以来又热了二十年的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学者来说，可能还不会离开所谓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框架太远，认为中国大体上是孔孟教化下的“以仁为体，以礼为用”的礼仪之邦，是“亚洲价值”的摇篮与基地。……这些当然都不是错的，但是如果看了王学泰先生的这本书，可能会有一番新的思考。原来中国还有一个历来被文人学士忽视的游民社会，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但与官方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对立，而且还支配着半个中国，半部历史，还时时冒出头来一统天下。要如实地了解中国与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思想，不看到这一些，不能认为是完整的。

学泰把这样的中国社会称作隐性社会，以与大家熟悉的显性社会相区别。我以为能把这样一个隐性社会发掘出来，使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努力使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消解，是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们无可回避的责任。这项工作无异乎“发现另一个中国”。

虽然学泰用力甚勤，搜罗极广，但正如任何一门学科开始建立时一样，还只是开了一个头，对中国游民社会的起源历史，特征与作用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发掘与发挥。当然，正是由于游民的性质，它所传世的文献，与历朝的官书不一样，是极其稀少的，所以研究的困难也是极大的。正如学泰所考证的那样，虽然游民的历史很悠久，活动很广泛，但是主要只有《三国》、《水浒》、《说唐》这几部书才能成为箭垛子式的作品，各朝各代进行各种活动的游民都把自己的经历、志趣、情怀往这几部书上堆。其他如关于瓦岗寨、薛仁贵、刘知远、赵匡胤……等的著作虽然也属于类似的套路，价值却低得多。要了解游民，要研究他们，就非得像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那样一砖一石、一点一滴去搜罗，去组织材料不可。这是一项艰难的工作，然而是大有意义的工作，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

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物之多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代，与游民问题有关的，如1973年在南通的一个墓穴中发现了一部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的唱本。其在文化上的价值（正统的文史学家或许会称之为“负面价值”）实在并不亚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花关索出身传》讲的是，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了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只是张飞还是手软放走了关羽的已经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下了小英雄关索。关索长大后到荆州找到关羽要认父归宗，但是关羽不认，关索大怒便翻了脸威胁父亲，如果不依他，他就要投奔曹操，起刀兵来捉拿关羽等五虎上将。这个故事大概很刺激了学泰，因为这是完全违背中国人古往今来一体禀遵的“孝”的道德观念的。过去历来认为孝道是上下各色人等一无例外都不敢公开声言违背的，而游民意识之强烈竟能达到与正统意识完全对立的地步，也使我大吃一惊。但是后来与一些老同志说到此事才知道，就在刚刚过去的我们这场革命举事之初，也曾有过许多完全可以与之相比的“大义灭亲”的事例，目的也就是为的“绝了回心”。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这些使我懂得了与所谓儒家道德完全相反的思想与行为，实际上就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这些拘拘小儒也迂腐得太可笑、太可怜了。

不能排除今后还会在什么地方发现《花关索出身传》这样的材料的可能性。它肯定可以大大增进我们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认识。然而，守株待兔总不是积极的办法，我看今后要深入广泛地开展对中国游民文化的研究，除了注重文献以外，恐怕还要注重活材料的采访。我知道学泰最重视的是“游民意识”，我相信这样的意识还肯定地存在于我们的民族心理中。过去的学者没有足够重视，因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现在学泰已经有了一部著作，有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参考系，也就已经有了一个耳聪目明的优势，再进行发掘与研究，应该可以容易许多了。

学泰起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游民知识分子”，有无数无名作家都可以归进这一类。只不知到现代才克享大名，而身世至今查不清的罗贯中、施耐庵、关汉卿这些人与之关涉到什么程度。总之其中的品类是很不齐的，有的更多倾向于正统文人，也有充满游民心态，恨不得像李逵劫法场那样，抡起板斧排头向围观的老百姓头上砍去的。不知为什么，这个名词使我想起现在已名满天下的敝同乡瞎子阿炳。从现在的电影上看，他已经是被套进了“革命加恋爱”的框框的进步人士了。但是六十多年前我做中学生的时候还能在无锡的崇安寺（相当于开封的相国寺和北京的隆福寺这样的地方）经常见到他，穿着极其破烂的衣服（无锡人叫做“拖爿挂块”），由一个烂眼边的老婆陪同，拉着二胡说唱故事。我倒没有听他讲过什么“朴刀杆棒”，听到的全是通奸乱伦之类的新闻，形容入微，辞旨淫秽。因此，家里大人是不让听的，怕孩子坏了心术。但是他则因为听众多，当时物价又便宜，半天作场下来，不难得一醉饱。看了学泰的书，我几乎认为他就是一个游民知识分子。我总觉得这样的人现在还有，倘能细心访求，也许对研究古代的和现在的游民文化会大有裨益。

学泰把中国游民文化形成的上限定在宋代，因为他认为只有到了宋代，游民才大量产生。他当然要根据材料说话（即胡适所谓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且他对唐文化与宋文化的差异，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唐文化是贵族文化，而宋文化是平民文化。但是我总觉得，既然《礼记》首著“游民”之称，《管子》又有“游食”之说，商鞅都慨叹“其民农者寡而游食者众”，中国游民的出现，其来源是否还能追溯得更远一些？陈胜吴广、黄巾赤眉到底只是纯粹的农民起义，还是也夹杂得有广泛的游民成分？即以宋代以前的五代十国而论，其开国之君几乎都是游民（简直不妨称之为流氓或痞子）的渠魁，他们造就了一个被欧阳修称之为“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再往前一点的黄巢，杀人如麻，也是一个游民之雄。虽然这些人就个人而论，都是“其兴也暴，其亡也忽”，然而他们的社会基础与心理背景依我猜想，都应该是“其来有自”。也许通过持续的研究，我们竟能开发出一部源远流长的中国游民谱系来，那对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为什么对游民问题这么感兴趣？大约十年以前，“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时候，有一股海外来的思潮，说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我们称做“极左思潮”）即导源于1919年“打倒孔家店”的“五四运动”。但是我总觉得不会是如此。中国的老话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几个主流社会出身的知识分子能出头造反，领导革命已经很不容易了，难道还有能量把这种激进主义思潮推进到远远佚出一般社会常态之外，推进到三十年、六十年之后吗？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更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仅仅根据常识推论，中国革命的主体本来是农民战争，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最后成功都要靠一批游民勇敢分子和游民知识分子为其领袖。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柢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尤其刺激我的是：1971年林彪在温都尔罕坠机殒命以后，毛主席亲自出来批判。毛主席过去一再讲自己超过秦始皇百倍，这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了。这一次他老人家却讲到：“林彪说像我这样的人，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怎么能这样说呢？不是有陈胜、吴广吗？不是有洪秀全、杨秀清吗？……”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只肯定陈、吴、洪、杨，许为同志，给我的印象极深，而且因此认为极左思潮的来源只能到中国社会的深处去找根子，单把眼光盯住几个知识分子，或者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思想影响上都是远远不够的。

要研究游民问题，实际上不能不研究整个中国社会与全盘中国历史，学泰在这方面是下了大功夫的。他辨明农民、流民与游民的区别。然而因为游民实际上来自农民，而农民历来在中国要占到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他就不能不接触到在完成现代化以前中国社会变化一个不能逃避的问题，即人口增加与耕地不足的矛盾。这是中国历史所以脱不了二三百年一治一乱的大循环的根本原因。虽然学泰力图分清游民不是作为人口的主体的农民，而是完全被社会抛弃的“脱序”农民，然而游民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也许竟不在圣人贤人以下，因为按照五十年来流行的“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观点看，作为农民运动的先锋与渠帅的恰恰正好是游民中的勇敢分子与领导人。他们当上了太祖高皇帝以后不是一样要上“圣文神武”的尊号吗？

学泰对所谓农民革命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革命的精义在于进步，因此只有经济是否发展和社会是否进步才是衡量革命的尺度，并非只有暴力流血才是检验革命的试金石”。因此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最富革命性的并不是如李自成、张献忠那样揭竿而起的造反者，而是江南一带勤劳致富和追求发展的农民。这样他就不但解释了杜亚泉所说的“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的原因，也指出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这些都是极其精辟的论点。

学泰还研究了中国农业社会中的城市与市民同西方农业社会中城市与市民的差别，认为中国中古城市的存在与发展主要是由于存在着能够维持高消费的政治统治者，是以剥削和牺牲农村的稳定和发展为代价的，因此，中国的“城里人”与欧洲的自由城市的“靠工商业维持生存，享有特别的法律、行政和司法”的“市民”不能相提并论。“这种城市的发展必将迅速地拖垮整个的社会，并带来经济的崩溃”。因此，决不能“像某些历史学家那样一厢情愿地认为：它将使中国‘缓慢地走进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都是学泰的重要结论，有助于澄清近年来流行的“中国在明末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糊涂观念。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进行更广泛深入的比较研究，从游民问题入手将可以大大地拓宽研究的视野。

学泰在本书中做了许多极有意思，也极有趣味的研究。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称做江湖。不过这个“江湖”与文人学士“处江湖则忧其君”的“江湖”是完全不同的，那里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朝不保夕，因此轻生忘死，所追求的只是“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有朝一日能“发迹变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是他们的美好愿望；“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他们的最高理想。他们没有原则，“有奶便是娘”就是原则。他们与法制完全是对立的，更不用说法治了。他们一方面显得很英雄豪迈，一方面也鱼肉良善，全不觉得有何矛盾而于心有愧。他们醉心的是无法无天的自由，是“哥不大，弟不小”的平等，然而一旦组织起来，忠义堂上交椅却不容有丝毫差池。其纪律不但严格而且残酷，所谓“欺师灭祖，三刀六洞”。入盟都要发重誓：“五雷轰顶”、“万刀砍杀”。他们的最高规则，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义气”，有时也叫“忠义”或“仁义”。既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那么朋友靠得住靠不住，全要看够不够义气了。代表义气的尊神就是“义气千秋”的关羽。这个本是游民出身的普通武将因为被历代游民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理想不断往他身上堆而地位越来越高，虽然也曾遭同是游民出身的赵匡胤与朱元璋两度贬黜，还是最后在顺治九年被皇上封为“忠义神武大帝”，以后历代加封，名号越来越显赫，简直可以凌驾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而上之。这在正统士大夫看来完全是荒唐无稽而不可理解的事情，学泰都一一令人信服地予地分析论证。

十来年前，我初闻大传统与小传统之说于台湾李亦园院士。我同他说，中国大传统的代表是孔夫子，小传统的代表是关王爷，他也很赞同。但是读了学泰的书，我自己却有些疑惑了。我们这个大传统底有多大，小传统又到底有多小呢？中国人今天得闻孔孟之教的真是凤毛麟角，但是崇拜关公的却不知凡几。倘到海外看，只要有华人处就不能没有关公。我到过澳大利亚的悉尼。华工开采过的金矿早已废弃无人了，唯一中国文化遗迹只有一座关帝庙。开放改革二十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越来越多，他们带向世界的，我怀疑也是关公多于孔子。研究中国，了解中国人的社会与思想，如果不理睬游民文化这个还活着的传统，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吗？

学泰分析《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认为这两部书是游民的经典，从社会理想、人际关系、组织形式，以及一部分礼俗而言，两者都是他们模仿的对象。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也还流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是这是因为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气的缘故”。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三国气和水浒气是多了呢，还是少了呢？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毁灭他。

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

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仍然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

自从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时起，全球化过程已经开始了，为什么现在才说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呢？这是因为在过去500年中，我们看到的还主要是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文化的渗透……总之，还只是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和。而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

从1989年柏林墙的坍塌到1991年苏联的瓦解，到1993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1994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

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至少在经济上，主动地开始“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了。

经济也许应该算作物质层次的现象，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死角。1989年到1991年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可以解释为信息的力量冲破了封闭的壁垒。而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又提出了要在下世纪初建成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到那时，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几乎都可以随时取得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任何信息。叫了二三十年的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变，看来就要在公元二三千年之交实现了。

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应该说是全球化时代最重要的标志，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志：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甚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性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时说：“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时间正好离1492年500年。

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从进化论(不但是生物进化论而且是宇宙进化论)的立场来看，全球化是值得欢迎的。而且毋宁应该说，不论你欢迎不欢迎，它都是必然要到来的，既无可反对，也无法回避。然而，只有未来的(比如说，200年后)的人类才能简单地作这样“价值中立”的判断，对于我们这些活在今天的世界上而且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以区别于过去500年间慢吞吞地全球化)时代的人来说，全球化过程带来的决不仅仅是愉快欢乐，而且还要带来许多的烦恼痛苦，因为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摩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虽然世界大战的惨祸也许可以避免。

“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三国演义》开宗明义的话，也是中国多数人信奉的历史哲学。用这话来观察全人类的历史，同观察中国历史一样贴切。自从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以来，总的说来是分的趋势。出于求生的需要，人们越走越开，越走越远。然而地球是圆的，到了距今500年前，这种趋势倒转过来了，人类又走到一起来了。不过正如从汉的“分”到晋的“合”一样，中间不知经历了多少残酷的场景：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其中最突出的几场而已。因此全球化过程决不会是太太平平的，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一点。

我们必须看到的第二点是，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从来就是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说，市场的力量是决不承认任何界限的。只要有利可图，它就会像水银泻地那样无孔不入。它在过去已经冲破了许多部落的、民族的藩篱，今后它还要冲破更多国家的、地区的、种族的、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对于那些比较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国家，困难当然可能小一些；而对于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场经济的国家来说，痛苦就会很多，抵制也不难想见。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有一些忧时兼自忧、警世兼自警的理论家预测：我们这个星球上会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范围的广度与激烈的程度还要走着瞧。总之，全球化的过程将冲破文明的界限是没有问题的。它将证明人类社会不是一个拼盘，而是一个系统。

还要看到第三点。市场经济就其积极面讲，它的伟大的作用就是解放了个人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而大大促进了财富的增值；而就其消极面讲，它利用的正是人原始的利己心，是人对物质享受似乎永远不会满足的贪欲。正因为如此，它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增加了个人可能得到的自由度；它也把牛仔裤和可口可乐、迪斯科和摇滚乐……同海洛因和艾滋病一起传播到世界。它打破了自古以来多数人已经习惯而且视为当然的生活方式，却还来不及给他们带来应有的新秩序。

就这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

在所谓的西方(也就是发达国家)，新思潮层出不穷。现代主义没有热闹够，就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曾几何时，后现代主义又像已不时行，恨不得再玩玩后后现代主义了。思想的模糊和语言的贫乏使人们只能诉之于后X、后Y、后Z，可是这既解救不了世界，也解救不了自己。

这个世界上一方面固然并不缺少各色各样的后X、Y、Z，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原教旨主义的勃兴，不但有广为人知的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也有印度教的原教旨主义，以至东正教的、天主教的、耶稣教的、儒教的原教旨主义……虽然人们大多只注意到这种现象存在于发展中世界，但事实上它也以各种极端主义的形式、还有亚宗教的形式在发达国家中蔓延。

人的灵魂在过去与未来，在前进与后退之间彷徨、挣扎、煎熬。

这就是人们现在都已看到而且感到的全球文化大危机。这个危机之所以是大危机，是因为它不仅表现在诸如教育事业的衰败、出版行业的不景气、文学水平的低落、画家画不出好画、音乐家作不出好曲子、科学碰到了逻辑的和实验的界限等等，而且表现为所谓“文化”的核心之核心——道德水准的持续下降上。传统的价值失落了，能够维系人心、安定社会的新的价值标准还不知在哪里。

世界上不少先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仅以美国而论，保罗·肯尼迪是一个，小阿瑟·施莱辛格又是一个，预言“文明的冲突”的塞缪尔·亨廷顿也算一个。不过他们大多不肯明言问题的症结，也开不出救治的药方来。大胆的狂人当然也并不缺少，欧洲的新法西斯分子和新纳粹分子就是，然而听了他们的话，世界只会更快地堕入更深的灾难。

历来重视自己的文化的中国人，从上个世纪起就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国家的文化危机了。这是因为大体上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碰到了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指的是传承了3000多年的中国文化——包括经济、政治与生活习惯在内的广义的文化——要向一种全新的文化转变，本来还只要向工业化时代的文化转变，现在还要加上向信息时代的文化转变。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激烈而痛苦的过程，真的是交织着光明与黑暗，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

可以使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转型期将在鸦片战争大约200周年的时候底于完成。因为中国已经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而且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这是了不起的成就——用200年的时间走完人家走了四五百年的道路。

但是，不能忘记200年间多少仁人志士以至广大民众所经历过的希望与失望；不能忘记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而且还有困难在前面，还有代价要付出。

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

我们相信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即将完成，只是好比说，我们在打通一座大山的时候，知道我们离出口已经不远了。但是隧道尽头的光明不但不能使我们歇脚停手，更不能使我们忘记前面还有塌方的危险，流沙的危险，洪水的危险……“行百里者半九十”是中国先哲有益的告诫。事实上现代化仅仅靠市场经济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现代化的道德秩序，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礼崩乐坏，上无道控，下无法守的情况。人们可以把这认为是转型期的自然现象，但是如果不加救治，后果只能是“不堪设想”。

人类的价值观念历来是有变化的，但是最核心最基本的要素总是普遍而永恒的。中国人历来追求的政治都要求“淳风俗，正人心”，可是现在的普遍心理是“向钱看”，为了钱什么都可以不顾，什么都可以不管。中国古人历来鄙视为机会主义者的“弄潮儿”，现在居然成了时代英雄。所谓痞子文学，其精义无非是鼓吹“何不游戏人间”，“何不潇洒走一回”？“什么价值标准，什么仁义礼智信，什么艰苦朴素，统统见鬼去吧！”“什么立诚推仁，什么居敬主静，什么希圣希贤，你算老几？”然而难道中国人在失去了所有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真的就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么？难道12亿中国人能就这样稀里哗啦地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么？

“不能”，答案只能是否定的。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

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转型期的时候，世界也正进入一个更大的转型期——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的转型期。换言之也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刚好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重合。有道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山外还有山连山!”

幸乎，不幸乎？我们以两点论来看问题：它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可是我们致力的方向只有一个：尽力尽快把坏事变成好事。

全球价值观念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从最根本处说，其实是跟中国价值观念的大失落、大混乱的原因是一样的，它同样出现在历史大转弯的关头。远的不说，即将过去的20世纪虽然给人类带来了两场惨痛酷烈的世界大战，它毕竟把全球工业化的时代推向最后阶段，把市场经济普及到了全球，把科学技术推广到全球，把人类财富的总积累提高到只要使用得当就可以迅速改变一个或者几个国家面貌的程度，把生产力发展到确有可能满足全人类基本需要的程度，把个人的自由度提高到空前未有的程度。但是它也给世界留下了文化堕落、道德败坏，贫富差距扩大，霸权主义与民族利己主义同时存在，种族主义以及文化摩擦在世界范围内和各个国家内部同时凸现，人口膨胀与环境破坏的矛盾看来竟像是一个打不开的死结……面对这种新的局面，人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既不知如何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利用新开辟的可能性。七八十年代曾在中国大陆引起强烈关注的“三信危机”，现在遍及全世界。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历来自以为富裕繁荣、文明先进的西方：社会涣散，家庭破裂，儿童失教，青年放纵……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数字表明，犯罪率、自杀率、精神病发生率与失业率一起持续上升，人们(首先是世界前途所系的青年人)失去了信仰，对政府和社会权威缺乏信任，对前途没有信心。

正因为如此，最近去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生前发表的文章中说：“今天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强大和富裕的国家。……然而，虽然我们在物质上是富有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是贫穷的。”(美国《新选择》月刊1994年5月号)

发达的国家是如此，不发达的国家呢？在最贫穷的非洲大陆，一位当地的学者哈桑·巴认为，当前非洲战乱不止的一个原因是：“这些社会已经在殖民化和现代化期间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传统价值标准，它们已经不再拥有本国本土能调节各种冲突的机制，已不再有精英人物来考虑教化对立的各方。……人们忘记了人文的准则首先是由一个社会在其历史过程中的民族价值观念形成的浓缩物。”(法国《解放报》1994年4月25日)

再听听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的话：“发展决不能理解为仅仅限于物质享受方面的补充。”“我们现在的以不断扩大物质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既不是行得通的，也不是可以无限延伸的，它们不仅在破坏文化的结构，而且还对生物圈构成了威胁，因而也就是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威胁。”(法国《世界报)1994年2月25日)。

一切迹象都指陈，发生了文化危机，或者(就其本质来说是)价值危机。旧的道德秩序崩溃了，新的道德秩序还没有能建立起来。

危机是全球性的，这种认识使我仍感到沉重，因为在八面来风的情况下，要解决中国自己的文化危机会更加困难。但是也可以给我们以希望，因为在着手解决我们自己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全球大趋势的助力。

上面引证的德奎利亚尔的话，是他在1992年年底才成立的世界文化发展委员会在1994年年初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讲的。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重新考虑文化的概念本身，应当深化文化和发展之间的联系”。据他说：“以前从来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做过一件事。”他问道：“为什么不可以设想在全球范围内搞一个文化发展方面的马歇尔计划呢？”

把现在的西方社会称做“病态社会”的美国《未来学家》杂志说：“西方现代文化正在危害我们的精神健康。这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建立一整套新的价值标准和信仰体系。西方现代文化与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其他严重问题之间的关系，使得这件事情显得更加迫切。”(《未来学家》1993年11—12月号)。

我们中国人应当欢迎，应当支持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不应当等待或者单纯依赖他人而不首先自己从事这种努力。中国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后兴”的人。

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是有优越的条件的。

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国人就羡慕地说“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新时代》1993年第39期])。中国的多数哲学流派——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要求个人把社会责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中自拔自立。

康德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国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经》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责”；《礼记》上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是说，人是宇宙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发展。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地；来自于宇宙；人当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1993年夏天，我在美国看到一本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杂志，上面有一篇文章说：“在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国人正在失去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ESENESS)。”我为这种观察的深刻与批评的尖锐所折服。然而我相信，“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1]我们一定会找回我们迷失的“自性”的。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也极其艰巨的工程，我们甚至不敢说是不是已经有人在着手了。外国人看到了我们的问题，然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呢？四顾茫茫，旷野里偶然传来几声微弱的呼喊，却听不到多少回声。“物极必反”是古训，是天道，难道事物还没有到“极”，因此也不会“反”么？我怀疑……

奇怪的是，虽然重建中国文化的事业还说不上什么成就，我们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还在继续滑坡，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振兴，虽然还只有少数几个人手里有几个钱，一种虚骄之气就已经在冒头了：“中国《易经》天下第一”，“中国气功举世无双”，“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后是咱们的天下”。

今年春节电视台迎春晚会的节目中，有一位刚刚装上了电话的农村老大娘喜滋滋地跟她在大洋彼岸求学的孩子打电话。做娘的心疼孩子为筹措学费而不得不打工，怜惜地说：“等你学好了，把咱国家建设好了，让他们也给咱们洗盘子洗碗来。”

这是极其粗鄙的民族主义，是完全违反全球化的趋势与精神的，也是违反中国的传统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才是咱们中国的精神!

去年年底(11月23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香港举行的世界华商会议上说：“海外华人在取得成功的时候，必须提防华人沙文主义……在中国趋向繁荣和强大的时候，这一点更为重要。”李光耀告诫的是海外华人，难道在大陆上的本土中国人就不该加倍警惕吗？

同年早一个星期(11月16日)，美国前总统布什也在香港发表演说，题目叫《大中国的发展对世界的冲击》，最后一段说：“我知道我们美国人经常会强调你们可以向我们学习什么。我们经常大谈我们的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作用。但是事实上，世界在变，当力量和财富扩散以后，我们可以也必须向你们学习，而这可能是我们的时代最有希望的一点。”“在西方世界，我们一直只谈权利，但是你们在亚洲、在香港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提醒我们繁荣与和平都有赖个人的责任。”

西方人现在也要向中国人学习了，这些话听起来确实可以使人飘飘然。但是，我们也该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规则和民主法治的真话学到了吗？学到可以从心所欲进行再创造的地步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列圣先贤教导我们的把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践履躬行，“无丝毫亏欠”了吗？

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为使中国摆脱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压迫而提出的伟大目标。但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却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所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后人如顾炎武、王夫之特别区分“国”与“天下”的差别，置天下于国之上，以为国不过是指政权，而天下是指文化。所以美国汉学家列文森认为中国人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因为中国人古来并不重视异民族的肤色容貌，而只重视它的政教礼乐，所谓“进于夷狄则夷狄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到19世纪末在列强环伺欺压下才产生的。因此，它只能是民族解放主义，而不能是民族扩张主义。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国复兴而取得与世界列国平等的地位以后，中国的文化应该还是回复到文化主义与天下主义——在今天来说也就是全球主义。

当然，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虽然科学、技术、经济以至某些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的全球化已经灼然可见。但是文化是仅次于体质形貌而区分人类各个族群的最后标志。哪怕世界上已经有许多先识之士相信物质生活的全球化必然要导致精神生活的全球化，例如1983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第十七届世界哲学大会就十分强调“人类统一和世界文化统一的最高价值”。但是我们毕竟离这个阶段还相当遥远，这正是《文明的冲突》这样的文章得以在今天这个时候出笼的原因(虽然可以合理地希望不用再花上500年的时间了)。如果我们不以虚幻的愿望来代替切实的行动，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振兴各民族的民族文化，并且从中发掘其最本质的，也必然是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共同的价值观念，并且加速和加深使汉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的交流融和，从而促使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逐步融入全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之中。

在这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这本来是各民族都要做的工作。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这个事情特别紧迫，特别重要。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就因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绵延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促进全球由混乱走向有序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就必然要延迟甚至促退这个过程。是非利害，洞若观火。事实上，上面提到过的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其演说中就曾提到：“人们想要知道……对世界其他地区而言，亚洲的兴起是祸是福？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在这些问题中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布什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干脆的回答。他说：“有些人在听到我上面说到亚洲的经济增长，并且举出了许多惊人的数据以后，会问这样的增长会使美国受害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亚洲伸张和中国的发展反而会使美国蒙利。”对外界的各种疑惧与期待，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文化的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的是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还可以再加上一句：“中国之祸肯定是世界之祸；中国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

在历史上，在亚洲的范围内，中国文化对比起周边国家来曾是一种强势文化，因而曾长时期博得它们“向风慕化”。但是，不容讳言，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对比起西方文化来，变成了一种弱势文化，因而中国人曾有过一百几十年向西方人(包括俄国人)学习的经历。这期间曾由于胡适说过一句“全盘西化”的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即所谓“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之论战，后来，胡适承认“全盘西化”一词有语病：“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应当改为“充分世界化”，这场论战才告停息。在60年以后的我们看来，“充分世界化”应当进一步发展为“全球化”。这不是一个咬文嚼字的问题，而是因为在提充分世界化的时候，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实际上仍然是西方的强势文化统治的世界，所谓“彻底世界化”还是逃不了向所谓“先进的西方”学习的实质。而今天则不但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事实上出现了超国家、超国界的全球性力量和全球性的问题，人们已经可以看到超乎东方、西方、南方、北方的全球性的要求。根据这种新的共同的要求，提出新的解决办法，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任务，而这样的一种形势与要求实际上是所有国家的任务，也就是要由全球性文化来解决的任务。

这样的一种形势与要求实际上已经被当代世界各国所意识到了。上面引证的布什所谓向亚洲、向中国学习的话以及蒙特利尔哲学大会所谓建立全球统一文化的话就是证明。我们的邻国日本近20年来一直以“国际化”作为“贸易立国”与“技术立国”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离我们更近的韩国近年来也大力倡导“国际化”。日本《产经新闻》今年3月底就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发表的报道就明确标出“韩国正在朝着‘全球’转换思路”。《产经新闻》指出韩国已经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的外交仅仅着眼于这样那样的双边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多边关系已经越来越重要，而多边关系就是一种全球机制。

中国人只要回想20多年前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给我们带来的欣喜与因此而来的巨大变化，就不能不更加感到恢复我们在关贸总协定(马上就要变成国际贸易组织)席位的迫切性。不过也许很多人没有理会到，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组织，事实上也就是参加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文化的创建。

上面说了许许多多的话，目的只是为了要说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以全球化为目的。不以传统为基础，12亿中国人将失其统绪而又成为一盘散沙，那样也就无法参加已经开始的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不以全球化为目标，那么中国文化的建设又会走到我们刚刚在10多年来批判过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老路上去。

这样一来，讨论了100多年的体用之争也可以解决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长处，参加为全球化的过程明道立法，制礼作乐，也就是确立规范的大业，也应当可以算是明体达用了。

我们上面提到日本和韩国都已提出以“国际化”为民族目标，而许多西方大国却似乎还未见有这种提法。看来它们也许自以为主宰世界多年，已经够“国际化”的了，然而就今天世界形势发展的速度与规模来看，实际上还是大大不够的，谁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哪个民族能“先天下之忧而忧”，才是真正的“先进民族”。

中国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条件。一部上下5000年的中国文化史事实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与中国大地上各种各样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达到协调融合，终于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如印度、美国、俄罗斯以至德、英、法、西、意……大体上也都经过类似的形成过程，即使是比较小的国家，也无不经过类似的部族、民族协调融合的过程，不过范围大小不一，历史长短不一，结果生熟不一而已。可以设想开始于500年之前，必将完成于500年之内的全球化也会重复类似的经历，不过由于成分更杂、范围更大，因而在一体化之中，必然会具有更多的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文化由于上述特别丰富的经验而应当对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经验主要属于近代以前，也就是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对近代的国际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就以联合国组织和关贸总协定而论，中国虽然都是创始国之一，然而其创意主要还不是来自中国。因此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总结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一方面还要加倍学习外域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就是两者之中有利于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所谓文化，固然可以作广义的理解，把人所创造的一切，从饮食服饰到音乐图画统统包括进来，但是必须明确，其核心还在于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最基本的准则，而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前提又是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文化的核心之核心就是要确立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就这方面而论，中国文化是有其优长之处的。因为中国文化历来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以至融合这样的最高境界(即所谓“同天境界”)来实现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这正是同当前的全球化的大趋势完全一致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们自己还正在危机中挣扎，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已经看到了通向彼岸的桥梁，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们又如何能在全人类面前夸口呢？是好样的，只有自已做出榜样来。

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真会感到不知从何着手，如果还是拿山来做比方，那就是要开凿打通大山的隧道，还不知从哪里下第一铲(这里是指建立全球道德秩序，而不是上面所说的与全球经济秩序接轨了)。然而中国哲学教导我们，只有从自己本身先下手。《大学》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谓“天下平”就是指的全球化的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秩序的确立。

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人人都来树立自己的道德人格外，别的捷径是没有的。

“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是100多年前尼采提出来的口号。其影响不可谓不广，后果不可谓不深。但是，时移世易，现在又到了重新估定这100多年来所重新估定的一切价值的时候了。

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独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又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

不管任务多么困难，我有三点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要毁灭他。二，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孟子说：“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顾炎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风俗由敝坏而转为淳厚的经验，得出结论：“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实际上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了。三，虽然追根究底起来，人类发展出的科学与技术是产生今天的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因此，还是一句老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日子总是要到来的。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

1994年6月

本文来源：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1

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一九九三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其主要意思是说：在华约垮台、苏联瓦解、两大阵营的对抗(也就是冷战)消失以后，国际舞台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的形式展开。按照他的分类，现在世界上还有七八种文明即：(一)西方即基督教文明、(二)儒教主要是中国文明、(三)日本文明、(四)伊斯兰文明、(五)印度教文明、(六)斯拉夫即东正教文明、(七)拉丁美洲文明，加上可能还有的(八)非洲文明。亨廷顿还强调他本人所属的西方文明要受到

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他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实际上是指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亨廷顿把“文明”定义为“文化的实体”，在行文中常把文明与文化混用。这倒无悖于通行的概念，一九二六年张申府先生在《文明与文化》一文中即详论两者实无区别。本文亦取此意，需要首先交代明白。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立即在国际舆论界与学术界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以第三世界和中国为甚。秋季号的《外交》季刊就发表了七篇驳斥亨廷顿的文章。但是亨廷顿对此并不服气，又在当年《外交》季刊的十一／十二月号(案：就从这一期起，《外交》从季刊改为双月刊)撰文反驳。题为《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副标题是《冷战后世界的范式》，借当代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理论，说明他提出的“文明”以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等而成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衮衮诸公的各种评论统统无异于废话。在此以后，世界各国的评论不断。就我的视野所及似乎尤以中国为多，猜想这大概是与他明确以中国文明为西方文明的第一号敌手有关，因此难免不引起中国学者义愤填膺。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同志还特地在一九九五年编了一本《文明与国际政治》，把中国学者的各种评论收集起来。除了一篇介绍亨氏理论要旨与他自己写的对中国学者论点的总评介外，收文二十六篇，据说还远未收全，真是洋洋大观，使我大开眼界。

不过，亨氏意兴未尽，大概真想给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学立一个欧几里德式或者爱因斯坦式的范式，又在一九九六年底出版了一本书，题为《文明的冲突与重造世界秩序》。全书还来不及看到，可是他又在同年末一期《外交》双月刊发表了一篇十八页的长文《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适用》作为他那本书的摘要。中国的《参考消息》曾予详细译介，读者应当超过百万。只是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多少反应，《文汇报》最近倒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但多囿于三年前的那些老观点，看起来有点文不对题。现在只好由我来凑趣试加评论，以期作为引玉之砖。

这篇文章的题目，明言西方文明并无普世性。而且全文反复申明的主旨就是：现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实现了现代化，而实现之后又都反对西方价值而复兴本土文化，实行自我伸张(self－assertion)，甚至引用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西亚的总理马哈蒂尔的话说：“欧洲价值只是欧洲价值，亚洲价值才是普世价值。”既然如此，发展中国家的爱国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大可表扬亨廷顿进步了。他毕竟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已经没落，今后的世界将是越来越多元化或者曰多极化的世界。这个事实或者趋势，已经为西方世界的中心的美国，而且自美国独立运动以来就是美国WASP(指白种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几百年来一直是决定美国的价值标准与文化走向的美国社会的主体)的名门望族的当代名教授所肯定，所承认，当然是值得称道，值得欢迎的。

这样说，决没有美化亨廷顿之嫌，细读全文，他除了在解释何为西方文化时不免有点自我表扬而外，对其他文明、宗教、种族……并无恶毒攻击或贬低之词。相反，他还看到了西方“四分五裂，将成为非西方国家利用其内部分歧的尝试的牺牲品”的可能。他还认为西方已经在衰落，“要延缓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团结”。其方案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约，以之为“西方文明的保障机构”，而且要明确“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卫和维护这个文明”，完全是一副退守和无可奈何的姿态。

但是，从亨廷顿的三篇文章仔细寻绎，可以发现他并不是没有“难言之隐”，不过是在三年过程中通过三篇文章慢慢地、点点滴滴地透露出来的，而且最后也并没有明白说透。

这些没有明白说透的话，简单说起来，其实就是，西方把现代化教给了世界，然而其人数在世界总人口中的比例却越来越萎缩，不但已远远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过，而且除非发生常情无法预料的激变，还有最后被淹没的危险。这样的一个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卫士，如亨廷顿这样的人从内心深处感到忧虑甚至恐惧。

中国的读者一般不大意识到美国近三十年逐渐兴起的多元文化主义以至非洲中心主义对美国社会影响之大，然而真正大的影响还在后头。三年半以前亨廷顿的第一篇文章刚发表的时候，我正在华盛顿，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起源还不在于他对国际问题的观察而在于他对国内问题的感受，正如世界上一切大理论都起源于其创立者实际生活中的某一点深切感受一样。正在那个时候，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美国还是一个熔炉吗？》的“封面特写”，列举事实说明，由WASP主宰美国的时代正在过去，相反，不但它在美国已经成为少数而且以它为中心的全体欧裔移民，也就是接受美国价值的全体白人也即将成为少数。而几百年来一向受压迫、受歧视的黑人则已成为越来越活跃的少数民族，而且在一些最自由主义的左派白人所制造的理论支持下提出非洲中心论，认为人类文明，包括欧洲文明都源出于非洲黑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都是黑人。他们反对美国以WASP的价值标准同化外来移民的原则，主张大学不再开设单一的教授西方文明精义的课程而要平等对待一切少数民族的母文化。这在某些名牌大学，已经实际施行。除了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比白人快而外，上升得最快的是拉美裔人，美国人称之为Hispanics，如果再加上亚裔人，那再过五十年就可以超过全部欧裔白种人。除了黑人当年是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美国因而并无自己固有的语言外，其他族系，尤其是西班牙语系的拉美系人(大多是本地印第安人与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种)还强烈要求不能以英语为唯一的法定语言。在许多地方，西班牙语已取得与英语并用的合法地位，不但大街上的招牌与告示已双语并用，而且在有些社区说英语甚至没有人理你。总而言之，美国这口坩锅虽然在过去二百多年里(美国历史实际应从立国前的殖民主义时代算起)曾经熔化了从欧洲去的各个民族，但是现在却明显地表现出投料太多，老汁太少，火力不足，锅也太小，再也熔化不了越来越多的各种成份了。甚至于被钉着镣铐从非洲运到美洲的黑人，本来在语言与宗教这两方面已不得不接受主人给与他们的东西而且信奉基督教已有两百年之久，自从四十年前的民权运动以来也竟然有越来越多的人改宗皈依了美国自来没有的伊斯兰教，而且一再声言要成立“伊斯兰国”，甚至要求把带有黑人发音特色与非规范的语法特色的黑人英语制定为美国法定语言之一。诸如此类种种事实都不但使以正宗西方文化自傲的白种美国人极端厌恶，而且不寒而栗。随着人口数量的下降，他们知道他们还能够雄踞权力与财富的颠峰的时间已经指日可数了。

可以猜想，在迄今为止还是白人占多数的美国，这是一种有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的感情或者思想，但是外人却几乎看不出多少表露。其原因就在于亨廷顿所谓的“西方文明的悖论”，美国的自由主义已经发展到不容许人们有任何种族歧视、宗教歧视、语言歧视、性别歧视的公开表现，如果你是一个处于社会下层的“粗人”，你可以参加臭名彰著的“三K党”或者近年才出现的白人“民兵”，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西方价值与美国理想的卫士——一个有身份的自由主义者，你就只能把这种思想和感情压在心底。因为在几百年特别近几十年的自由主义与民权运动的传统下，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概念，名曰PC(political correctness)，直译就是“政治正确性”。在美国要做一个政治上正确的人必须不能表露出任何歧视性的情绪。约定俗成，越来越严。比如对黑人吧，本来叫nigger(黑鬼)也无所谓，叫negro则是正规的用法，现在则这样的称呼完全可以挨耳光，起码要叫black，最文明正规的叫法是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国人)。你嫌噜嗦麻烦吗？可这才是政治上完全正确。学过英文的人全知道，主席是chairman，可是现在就得叫chairperson，因为如果你称呼的主席是女性，你就犯了以女作男，在政治上不正确，或曰违犯PC的错误了。这方面的清规戒律极多，对英语和对美国的知识两者都极为有限如我的人，实在说不清楚，只知道一不留神就会犯规出错，招人鄙视(以为你不文明)，甚至仇恨(以为你冒犯了他或她)。因此李光耀在向美国人宣扬“亚洲价值”的时候，说完了“美国人认为‘人生而平等’，其实不然”这句刺耳的话以后，还要自我解嘲地加上一句“这样，我在政治上就不正确了”。他可以这样大胆狂言，因为他是一个亚洲的政治家。要是他是像亨廷顿一样的一位哈佛大学的教授，等待他的命运就很可能先是群众的抗议，然后是学校的解聘与失业(因为这样的人别的大学也不敢要)。正因为如此，亨廷顿写《文明的冲突》实在是努力压低了嗓门。而我们对他的心事的猜测也只有凭我们作为非美国人的特权了。

亨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而在诸文明因素中又特别强调宗教，实际上他认为文明——宗教——种族是三位一体的。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谈的种族界限，原因就在于，在美国当前的政治—文化气氛下，这是一个最危险的题目。但是这又是他实在躲不过的话题，事实上在各方批评的压力下也不得不挤出一点儿来，比如直到他被迫答辩的第二篇文章中才透露出他真正的恐惧来。他说：“文明的范式也许也能适用于美国，……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肤色意识强烈的社会，……美国正在变成族群和种族(ethnically and racia1ly)问题上越来越殊异的社会。据国情调查局估计，到二○五○年，美国人口中将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和10％是亚裔人。”换言之，二○五○年是欧裔白人从多数变为少数的临界点。亨廷顿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为止支配美国的欧裔文化……那么美国人口的非西方化是否会意味着它的非美国化。”如果那样，“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就将不再存在，而将随历史上其他思想体系不同的大国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中国的老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亨廷顿不会不知道人类几百万年进化造成的血缘、形体、肤色等等的种族差异远比几千年历史造成的文明差异更难弥平。他只是不敢冒被视为“种族主义者”的大不韪而公开说出来罢了。

不要以为只有亨廷顿一个人有这样的危机感，在美国，这是一批越来越多的被称为“新悲观主义者”的共识。在文明冲突论发表的前一年，也许可称为当代美国最著名的史学权威小阿瑟•施莱辛格就出版了《美利坚的非合众化》，表示了与亨廷顿同样的忧心。与亨廷顿几乎同时，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也出版《失控》一书，一再强调美国社会有“解体的危险”，其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到二○五○年美国人口中的种族构成将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大家知道，在美国的国徽和硬币上都印着美国的国训E PLURIBUS UNUM三个拉丁字，意思是“一出于多”或者“合众为一”，现在，潮流倒过来了。

正因为如此，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在华盛顿刚看到《文明的冲突》的第一个印象是：亨廷顿把对美国前途的忧虑投射到全世界去了。三个月以后，我到了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与一位年轻的日本学者谈天，问他对亨廷顿的文章印象如何，他的回答十分简单：“desperate”(绝望)，倒也干脆。

亨廷顿有没有理由把美国的问题投射到全世界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按照亨廷顿的标准，作为西方文化载体的欧洲北美人口历来不足世界五分之一，何况近几十年来一方面它本身的生育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其他地区的人口生育率却不断上升，比例的反差越来越大。对亨廷顿来说也许更加重要的是：基督徒的人数日益减少，他认定十年之后，穆斯林的人数将超过基督徒。其次，西欧北美的非白人移民近年急剧上升，许多国家因此而出现了与美国相同的内部问题。亨廷顿指出欧洲国家已在收紧移民政策，并且建议美国也要这样做，但是能否收效尚未可知。像美国出现的白人“民兵”组织、欧洲出现的新右派、德国出现的新纳粹和澳大利亚最近出现的反亚洲人浪潮都在加强着亨廷顿的论据。

亨廷顿在最近这篇文章中说：“西方已经没有经济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了。”“人口的活力”这几个字泄露了亨廷顿的真意。

另外，亨廷顿对国际形势提出的若干自己的观察，确实可以说是深刻的，而且已被事实所证实。例如：他认为现代化与经济发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造成文化的西化，而只会导致本土文化的复兴。他看到虽然美国的大众文化(包括电影、电视、流行歌曲……)看来似乎是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世界，但都受到精英分子越来越强的抵抗。他看到第二代第三代受西方教育的非西方知识分子与第一代不同，后者更强调本土文化与本土价值。由于他所谓“西方价值的悖论”，正是全球化带来了民族主义，也正是现代化带来了各种宗教(或者更笼统地说各种本土文化)的“原教旨主义”的复兴。他还看到，英语表面上似乎越来越国际化，但是英语的实际势力正在减弱。民主政治往往趋于使政府乡土化而不是世界化。还有，在西方认为有普遍价值的东西，如果推广到非西方就是帝国主义。……

决不能随随便便把亨廷顿叫做种族主义者，在他的文章中并不能容易地嗅出这种味道来。他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遗老，但是他已不敢公然嗟叹盛世难再，而只敢承认西方已经衰落。他说“西方价值之所以可贵正在于它的独特性，而不在于他的普遍性”。不难推断，从西方中心时代的颠峰跌落下来，他心里是不会好过的。他为西方设计的战略只是严守北大西洋公约以自保，但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黄祸、绿祸与黑祸”面前，他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信心。(这是一位亚洲朋友的话，绿祸指伊斯兰、黑祸指黑非洲，因此还不能把这样“政治上不正确”的“反PC”的话安在亨氏头上。)对于黑祸，在世界范围内，他的恐惧要小一些。这可能是因为黑非洲迄今为止还没有表现出强大的经济活力，因此在他的文明分类中，只是把“非洲文明”列为“可能有的第八种文明”。他也有相当的“统一战线”意识，把日本文明单列而且与西方文明拉在一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此外他极力想把拉美文明也拉作西方文明的同盟军，而且对俄罗斯也偶露拉拢之意。考虑到俄罗斯人既是白种人又是基督徒，这一心事不难理解；但是几十年的敌对，以及天主教与东正教上千年的分裂又使他顾虑重重。

亨廷顿的理论内在的悖论是十分明显的，人类自古以来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都不但把自己的价值观看成是普世性的，而且都预设人性有统一的价值标准，近代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如马克思主义)也并不例外。亨廷顿鼓吹的“西方文明”比之于历史上的英国文明、德国文明、法国文明、西班牙文明……各种各样的特殊文明来已经可以说是一种范围相当广大的“普遍文明”了，如果对照他自己说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西方的内战”的话，矛盾尤其明显。为什么五十年前还在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今天就已经可以统一在“西方文明”的旗帜下了呢？但是亨廷顿所说的“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这话应当是可信的。人类的历史已经有几百万年，而文明的历史从苏美尔人算起还不过七千多年，即使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挫折以后也不敢相信再有几十年的时间就能实现世界大同。因此亨廷顿的下一句话，也就是第一篇《文明的冲突》的结语——“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每一种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处”，听起来有一点伪善的味道。

总而言之，亨廷顿的观点值得重视，因为它们代表着一种深刻的恐惧。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种恐惧决不仅仅代表他一个人，而是代表着一大批人。大家知道，恐惧会产生仇恨，而仇恨又能孕育战争，而亨廷顿所设计自保的方案竟还是已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人类史上最大的战争机器——拥有核弹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虽然亨廷顿声称冲突并不等于战争，然而他也不排除冲突可以是战争。“文明的冲突”是一种说着说着就会自动实现的带恶兆的语言(self－fulfiling expectation)。大家都知道，人类的生存空间几乎已经塞满了，甚至已经是过度拥挤了。布热津斯基曾经说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丑恶的“大死亡的世纪”，同时他也不能排除二十一世纪不爆发同样的惨祸。我相信我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相信普世文明终会出现，但是几十年、一二百年对人类的文明史只不过是一瞬间。人类是否还要流血流泪再走过一段满布荆棘的道路才能通到开满玫瑰花的芳草地呢？

丙子（1996年）除夜完稿

全球化与全球价值

——李慎之同志在《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1998年9月14日

用开学术讨论会的形式纪念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是中国百年来很好的传统，我到现在还记得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张济深60岁时，便有60周年纪念论文集，这个论文集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这在旧中国很多，现在反而很少了。刚才主持人介绍我是专家学者，使我很惭愧。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我的经历唯一可以自豪的是当过22年右派。这迫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用孟子的话说是“忍心增性，增益其所不能”，但我损失的时间无法弥补。全球化的问题我思考了很多年，而且写了文章。我今天的讲话也要写成文章，但要等到明年再写。因为我认为对于“全球化”问题，不经过3、5年的时间，提不出过硬的观点。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曾告诫他的学生，一本书写好后，不要急着出版，要等10年后再出版，这在今天的中国恐怕是大煞风景。大家都急着要稿费，要出名，等10年岂不是浪费时间吗？但我仍然赞成这个观点。关于“全球化”问题我思考了很久，讲得也比较早，明年我到美国去，研究的题目就是“全球化”，而且叫“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不是一“化”了之，也有反全球化的，而且不是反一年两年，也许要反一百年二百年。这根据过去“全球化”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现在我就开始关于“全球化”的漫谈，题目就暂且定为“全球化与全球价值”。

我虽然不是研究员，但我算是一名“学官”，我经常劝搞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同志，有几个问题必须经常注意。我说“注意”，不是“研究”，研究是研究不了的。第一个问题：宇宙的起源；第二个问题：地球的起源。关于宇宙起源的问题现在有两个说法。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的历史有150亿年或200亿年。这个理论间接地增加了唯心论和有神论的倾向。（但也并不绝对）。也就是“无中生有”吧。我们的江主席经常请社科院的及科大的讲法学知识，克林顿今年三月也请来一批学者到白宫去，他请的是霍金。霍金的理论我不懂，但有一条，他讲一百年后的21世纪，人必定与现在不同。按通常的观点，人类进化到现在是不会再有大的改变了。我不知这是否自然科学界公认的观点，但有人说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科学家。（我们历来把学术与广告和宣传混为一体，我则力图将它们分开。）（这是我们搞学术的一个很大的责任。）地球，据说有46亿年的历史。另一个问题是生命的起源，有400万年的历史，所谓“非洲老太太”。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生物学家：人类是否同源。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清楚。但生物学上有一个例子：驴和马交配，后代是骡子。而人，无论是黑人白人，都能结合生下后代，且代代相传。这是“同种”的概念。所以，无论黑人、红人、黄人、白人，都是同一个来源。结论是：说到底，人类可能是由同一对夫妻繁衍而来，以至今天的50亿人口。还有“文明的起源”。这些问题我们都应该关心，它为全球化的概念准备了一个起码的基础。国际上最早提“全球化”是在80年代，70年代“罗马俱乐部”曾提到一些全球问题，但是还没提到全球化。在中国，可能是我，最早在1991年提出“全球化”概念。我在《世界知识》和《科技导报》上撰文提倡“全球化”，可当时响应寥寥。但事情不过5年，全球化之言盈大天下可偏偏与我当初讲的“全球化”不一样。现在到处讲“全球一体化”，（不仅仅是经济），也不分经济和政治。我最反对这种笼而统之的提法，什么叫“化”？毛主席有一个提法，叫“彻里彻外，彻头彻尾”。“全球一体化”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91年距哥伦布1492年发现“新大陆”刚好500周年。1892年，全世界都认为哥伦布是英雄；到1992年，全世界都认为他是“坏蛋”。为什么？因为他把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带到全世界。所以，第三世界联合通过决议，不许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正式的官方的提法是“美洲与旧大陆的汇合”。在座的同志可能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如果你碰到一个第三世界的学者，和他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则你就是受了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我还是要讲“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好比历史时代的划分，总要寻找一个有代表性的点，比如，西洋人大规模到中国来是在1840年之前，但我们仍然讲1840年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毛主席在天安门纪念碑上也题词：“由此上溯至1840……”，这我是赞成的。你总要找一个明确的点。当然，这个点的中心是明确的，但周围又可能是模糊的，这是历史学的常识。历史本是一个截不断的流，但研究历史要分阶段，这就要找出一个点来。我把1492年看成“全球化”的开端。以后是殖民主义遍天下，帝国主义统治全世界。然后是两次世界大战，我认为这就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正如鸦片战争，帝国主义使中国蒙受灾难，但现在超出这一点来看，却是中国全球化的开端。没有鸦片战争，中国肯定“化”不到今天这样。过去500年的“全球化”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今后500年的“全球化”是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呢？就现在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来看，似乎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大，但不能排除今后几百年内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我认为，“全球化”理论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是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讲得非常明确。西方许多学者也把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话作为最完整的全球化理论。有些论断现在看来有些过时，但基本框架仍然有效。说“二十世纪”似乎有点“全盘西化”，我们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我们采用和世界多数国家共同的纪元。美国有两个年号一个是“我主降生”1998年，一个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大约是200多年。美国总统签署的最正式的文件都有两个年号。日本不采用公元纪年，但日本是相当西化的。中国开国年号采用公元1949就是一个小小的全球化的标志。台湾到现在还讲“中华民国”多少年。这表明在一百多年的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比国民党更“全球化”一点了。

再讲后500年。后500年有没有大的冲突的可能性呢？不知道。现在至少有些理论已有点“全球化”的味道。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曾写过一篇评论文章。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头就说“西方价值观不是唯一的”，西方不能影响世界。骂亨廷顿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恐怕连亨廷顿的书都没读过。但往更深处看，他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亨廷顿是美国贵族的后代。所谓“美国贵族”，就是最初坐“五月花”号到美洲，经过独立战争的“望族”。塞繆尔·亨廷顿一家是美国著名的世族。我们知道，美国文化的中心是“whites”（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教徒。后来又包括进欧洲人、西班牙人等等。美国对“白人”的统计比中国精确得多。到2050年，美国所有的“白人”加在一起，将成为美国民族的少数。他们陷入极度的恐惧，却又不敢明言。因为美国是自由主义的国度，不能违反“PC”（政治上正确），尤其对于美国有身份的中产阶级。我也曾问过中国人，请他们摸摸良心讲：“你对黑人有没有歧视？”中国大学里的种族冲突都是同黑人的冲突。黑人说“只有到了中国才知道什么叫种族歧视”。中国女学生和白人谈恋爱，大家反感的似乎不多；而若她们与黑人恋爱，大家便觉得是侮辱了中国人一样。我们搞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一定要看到人性的最深处，说出最真实的东西来，而不要讲套话、废话，这样不能真正地发展科学。现在有一种与马克思的理论比较相似的理论，就是托夫勒的理论。为什么说与马克思的理论相似呢？托夫勒的理论看起来浅薄，我们听起来是否感觉与马克思的理论有点相似？他把文明划分为三次浪潮：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关于信息文明有多种说法：“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智能经济”……他的书当然不是说“深刻”，但看上去有点常识的道理。（现在我们的三次产业说也来源于托夫勒：采集产业、加工产业、服务产业，现在也有加上第四产业——知识产业的）依我看，托夫勒整本书真正只有一句话：第三次文明可能与第二次或第一次文明的代表之间发生流血的大冲突。当然现在研究现实的国际问题还看不出这种迹象，但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三百年……呢，我看就很难料，我觉得托夫勒的思想可能与亨廷顿是一样的，也是种族偏见所致。人口到本世纪末将达到55亿，本世纪初我们刚出生时，中国是4万万人口，占全世界人口1/4，也就是说，人类经过400万年的发展才积累下16亿人口，然后经过100年，到2000年要到55亿或60亿，这个数字是可怕的，因为地球上的能源是有限的。（有时中国人把能量和能源分不清楚。）这是用后500年的眼光来看全球化。如果用1000年的眼光来看呢？如果我们相信人类是由同一对夫妻生出来的，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分白人黑人？最近《参考消息》说是在3～5万年以前。我们当然不能想像各人种的差别完全消失，但各种文化通过摩擦、冲突，最后达到大体的融合，却是一定的。这才叫全球化。那时的“全球化”才能称为“一体化”。现在到处讲“全球一体化”其英文字是Integration，台湾翻译为“整合”，又比“一体化”语气轻一些。“一体化”是“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意，但须分阶段，现在谈“一体化”，未免言之过早，且形成误导。现在真正能谈“一体化”的只有欧洲。欧洲是在经历了人类两次最残酷的世界大战之后，1950年提出煤钢镍联营的舒曼，也没有提出“一体化”。“一体化”只是最近二十年的事，而且只限于西欧，慢慢才纳入北欧和东欧。欧洲是世界上彼此文化最接近的地方，但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文化差异是巨大的。土耳其至今挤不进欧洲共同体，正是文化和种族的原因。所以，要想“全球一体化”，至少要到文化和种族的差别不被认为很严重的时候，甚至肤色的差异也不被认为很严重，这一点，我虽自认为开明派，也很难想象。所以，500年不算长，也不要认为500年完全不可能来一场大战。中国处于工业化尚未完成的阶段，但托夫勒把中国列入第二浪潮，即工业文明的国家。至于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国家，则是美国和西欧。南斯拉夫属于“边缘地区”。这是粗略划分。

第二，讲讲全球价值观的问题

在我刚刚提出“全球化”概念时，中国的个别杂志认为，“全球化”是美国殖民全世界的阴谋，响应它，就是甘当美国殖民地。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就拿我们现在的日常物品来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我们老爷爷时代留下来的，我父亲现在130岁，依他来看，他不承认现在的任何一样东西是中国的，包括你们的眼镜和衬衣。也许现在还有人穿布鞋，这是中国的，但你们脚上的袜子是西方的。有人讲中国有四大发明。其实西方也有很多发明，比如玻璃就是，针织也是。我非常反对中国的沙文主义，开口就是中国五千年文化。这“五千年”是哪里来的？民国时章太炎《大汉魂》中有四句诗：光祖宗之咸林，振大汉之先声，抒怀想之经验，发思古之幽情。文章出自《班固燕然山碑汉有大将军窦宪北伐匈奴，有班固诗记功》。下面的皇帝纪年是四千几百年。现在又有人说中华六千年或七千年文明。真正有六千年文明的是埃及和苏美尔。我十三年前到过埃及，曾参观过埃及博物馆，埃及博物馆在考古学上是举世无双的。当时有些台湾人问我：“我们中国文化比它要悠久多了吧？”我毫不客气地说：“我们根本不能和人家比！”中国的甲骨文比埃及石头上的文字，历史显然短得多。当然，中国有一点是可以骄傲的，就是青铜器。青铜器大概只有巴比伦文化有。埃及人没有，但埃及有金器。中国当时还没有提炼出金器来。所以我明确宣布，我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要想“全球化”，首先必须有全球化的眼光和气度。能和别的文化相处。对于高于我们的西方文化，不要有自卑心理，全球文化终归要融合；对低于我们的，如非洲文化，也不要有自大心理。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现在讲全球价值观。有两个名词在学界挺流行：一个叫“普遍主义”，一个叫“多元文化主义”。现在“多元文化主义”这股风挺厉害，起源应该在美国，现在美国各大学都在改变课程。前几天有人打电话向我请教一个词：illiberaleducation。我说我不懂。原来有一个词是：Liberaleducation可译为“通才教育”，这个illiberaleducation是什么呢？从字面上看是“反通才教育”的，难道是“专才教育”吗？比如文学史，在西方就专讲西方文学史。而西方人到中国来，学的也是“中国”文学史，从《诗经》讲起，根本不分什么东方文学、西方文学。每一个古老的文明都把自己看成就是天下，就是天下之中心。巴比伦、埃及、希腊、罗马、中国均是如此，没有例外。现在中国人应该学会谦虚一点，天外有天，不要自认为了不起，而且我们落后于别人。我特别赞赏韩家湘同志的一句话，在一次大约是关于新儒家的讨论会上，他拍案而起：“中国落后于世界起码500年，不要吹牛。”500年前什么时候？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似乎暂时与中国没有关系。但立即导致达·伽马的世界大航行，菲律宾就是达·伽马发现的。地理大发现和商业航行，自1492年，可以明确地讲。西方文化开始主宰全世界。我说：“西方中心论”是可以篡夺的。中国干得好，再过100年，也许就是“炎黄文化中心论”。现在“西方中心论”是一个事实，你批是批不倒的。就象过去批“反动学术权威”，如果真是“权威”，就批不倒。但“文革”的阴影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仍大量存在。我有一篇文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叫“全球价值与亚洲价值”。李光耀有一本厚厚的书讲亚洲价值和全球文化。李光耀是亚洲价值的最高代表，但嗓门最大的，恰恰是被李光耀排斥在外的马哈蒂尔。因为马哈蒂尔与日本的石原慎太郎联合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亚洲可以说“不”》。但马哈蒂尔挑选的副手安瓦尔背叛了他，安瓦尔说：“如果我们不想被沙文主义掐死，就要向世界文明学习”我把他的话引用在我的一篇文章里，中国也有两种观点。一派人赞赏安瓦尔，另一派人则认为亚洲价值前途无量。什么叫“亚洲价值”？李光耀认为有两点：第一，孝敬父母；第二，好学真理。中国的农民只要有钱，一定要让自己的子女上学读书。而马来人则明显缺乏此观点。我参加过亚非会议，华侨对总理的热情简直可说是无以复加。但他们之间有一辩论。总理说：你们应该尊重当地人。华侨则说：我们刚来时只有一条小裤衩，可我们拼命干。而印尼人地里只要有一点收获，便去喝酒、斗鸡。公然表示瞧不起印尼人。那次讨论没有结果。于是签订了“双重国籍法”。这个问题现在也变成了大问题。现在在美国的华侨，有的拿了绿卡，比如有些台湾人，回台湾后照样做官。双重国籍己成为现代化概念。因为美国人不在乎你，你还能在我这里造反吗？但印尼人怕你，你3％的人口操纵了它60％～70％的经济实力。所以这次就要闹事，就要烧你、杀你、强奸你。如果倒退500年，即中国华侨刚去的时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大家都是上古之民，浑浑噩噩，你不讨厌我，我不讨厌你，和平相处。但“民族主义”的概念、“主权国家”的概念，“爱国主义”的概念（不要以为爱国主义就是爱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全球化的概念，在这一点上，又是欧洲先行了200年，比如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讲课，说中华民族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形成的。那时中国的老教授拂袖而去，并告状到教委。但按照欧洲概念确实如此：只有外敌来临然后才能形成民族概念。苏联就是把欧洲概念移植到中国来。而苏联还与欧洲不同，自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有一种强加于人的口气。我们去参加日内瓦会议时，请了一个苏联专家讲国际法。他很神气，好像我们什么都不懂。依我个人看法，“价值”就是人之所欲，所好、所乐。孔子云：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欲，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也。食色，性也。因为太普通化，我们这里不谈，但更进一步，比如，穿西装，如苗族妇女的缨冠，这些就体现了价值标准。牛仔裤就有点全球价值的味道。连裆裤才是真正的中国民族形式。是土耳其人最先穿上小裤衩，他们最初传到欧洲时，欧洲人认为妇女在裙子里面穿小裤权是淫荡的表现。古人以前也穿裙子。上衣下裳，这里的“裳”是裙子，不是裤子。人本来是同祖的，但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下，经过几百万年，形成不同的文化。世界各国都有分合的过程。“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是真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仅混入了印第安人，由于地理大发现和商业革命，也使旧大陆内部的摩擦、冲突、磨合增多。价值各有所好，但至少有三种价值：乡土价值、民族价值和全球价值。现在美国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其实就是乡土价值，当然在美国不能叫“乡土”，应该叫“民族”。拉美人是各种民族混合而成。我们看拉美人，认为是白人，但美国人对拉美人心中很鄙视。现在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连哈佛大学都要改变课程。讲文学史就不能只讲莎士比亚，还要讲拉美和非洲。现在保守派处于少数。而多数派是“少数民族”。所以，亨廷顿很害怕。中国人要讲李白和杜甫，又讲不了，这样就站到拉美人和黑人的统一战线上去了。我是反对莎士比亚独霸天下的。这个问题现在争论很激烈。最近美国有一本书，说雅典希腊人是黑人，希腊文化来自于非洲，所以黑人很了不起。而且发明这个理论的是白人。这很荒唐。

第二是民族价值，中国上下五千年，天人合一，孔孟之道，东方神秘主义在西方很吃香，相对论受中国道家的影响，莱布尼兹看了八卦才发明二进位制，等等，这些都是民族价值。我要强调的是，全球价值在这几百年已经一天一天渗入到全世界人的日常生活中，这绝对不能否认，而且越来越实际上占有主流地位。但我们乐于否认这一点，因为否认于脸有光。最重要的是体制问题。反右派时说右派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大家然噤若寒蝉，不敢用“制度”这个词。其实，“体制”和“制度”根本没有分别。System在中国本来有三种翻译：制度、体制、体系。今后，整个从文化上看，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最大的光荣，就是一个民族在未来的全球价值体系中增加自己的贡献，这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光荣。将来不仅应该有牛顿定律、爱因斯坦定律，也应该有中国人的贡献。我愿借用费孝通的一句话：全球从“一体多元”正转向“多元一体”。这个道路，为保险起见，我推测起码500年。100年内不排除有发生大战的可能性。布热津斯基有一本书，叫《大失控》。这本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国际形势，并无多大创见，第二部分讲人类问题，就有些触目惊心了。比如克隆，中国人似乎反对的不多，而白洋人反对的为多数。有一本书叫《美丽新世界》，作者是赫胥黎的侄孙，他就认为人类根本不可能统一。他把人分为五等。他实际上是讲人的本性本来就不可能一样，最后还要发生冲突。刚才讲“全球价值”，我认为中国的成份还是很少。1895年，对中国是很重要的一年。当时中国和日本都向西洋学习，中国船的吨位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但东海一战，全军覆没。这对中国人的刺激很大。后来严复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西洋之所以发达，中国之所以落后，“自由不自由异尔”中国全部文化的弱点，应在于“不自由”上。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特点，就是“专制主义”。自由主义是中国唯一的出路。知识经济为什么在美国兴起？根本问题就是自由，我们缺少的恰恰是这个东西。

金吾伦附言：

慎之同志是在全民抗“非典”病毒传播的特殊时期，因可恶的典性肺炎夺去生命的。我与许多同事一样，至今仍沉侵在悲痛之中。

在翻捡慎之同志给我材料时，翻到了他的一个讲话录音整理稿，是他在我们几个单位主办的一次《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学术研讨会》上讲的，主要内容是全球化。他在讲话中说，对于全球化问题需要有3、5年时间，才能有过硬的观点。去年他已在《太平洋学报》上发表了过硬观点的论述全球价值的文章，而事实上他在这次98年讲话中的许多观点，已经过硬了。我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事后请我的博士生谢爱华整理出这个讲话稿，未经慎之同志亲自审阅过。现在又重新打印并发于网上，以飨读者，也寄托对慎之同志的深切哀念。

2003年5月20日

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及其价值认同

我这里主要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全球化的理论框架问题，第二个是全球化的大方向，最后一个是全球化的悖论。先谈第一个；人，这个物种应该是起于同一个源头的，但是在以后若干万年的过程中却由于求生存而散布到地球上各个角落，一群一群地在相互隔离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文化。这种情况大概就是庄子说的：“道术已为天下裂”了。但它并不是“往而不返，必不合矣”。随着交通能力的进步，分散的人群又慢慢地会合起来了。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时，可以算全人类又互相知道了彼此的存在，因此，1492年是全球化的开始，距今已有５００年了。在这５００年中，人类的交往程度大大地增加起来，开始由1492年前的一体多元状态向多元一体化发展，其中充满了战争、掠夺、冲突、殖民，但是仍然改变不了联合的趋势。如钱钟书先生所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1992年是全球的进程中的又一个标准，是下一个５００年的开端。从1992年后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取得绝对优势。

推测全球化的方向是要一些胆量和勇气的。国际关系学界有个规矩：推测１０年之后的事情等于胡说。现在我们索性推测长一点，也许反而可以准确一点。全球化方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人类遇到了重大灾难，如永远不断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传言，地球毁灭了，人类也毁灭了。这些我们只能不管它，不能作为推测的根据。另外，信息技术和基因技术的发展也到了人类不能控制的地步，因为从遗传上改进智能和体能属性将首先属于世界上有特权的个人或团体，这会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希特勒种族净化的狂想。对于人类以外的和内在的这两种情况我们都无法顾及，视为相应不理。在全球化的未来，自由将成为第一价值。计划经济和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没有自由。自由是人类内心最高的价值追求，但是平等、公正同样是人类内心的强烈要求，这是人类第二最高价值。这两者不断发生矛盾，又不断调和，但第一第二看来任何时候不能颠倒。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个问题很明显，以至于有个法国人写了一本叫做《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书，主要是谈欧洲资本主义与英美资本主义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区别，他们对平等的重视不同，但无疑都把自由放在第一位。谈到全球化的未来，必须提一下文化问题。前些年文化被炒得很热，有人把亚洲的成功看作是儒家文化的产物。在我看来文化的核心是价值，什么是价值？价值是所欲、所爱、所好。如“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生存和生理就成了最基本的，也就是最低的价值。我们谈的价值要高一点。价值至少有三个层次：乡土价值、民族价值和全球价值。三个层次的价值分别被不同地域的群体所拥有。乡土价值与民族价值，只要不强加于人，可以自适其适。全球价值已经有了，如《人权宣言》、《环保宣言》、《核不扩散宣言》等等……。但许多还不能为各国自觉遵守，而且还可能引起冲突。今后，一个民族最大的光荣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全球化的未来将是全球价值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

全球化的悖论就是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使全球化化不了。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国际关系中一方面全球化的力量日趋重要，另一方面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两者常有冲突。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他对这种局面的洞察，也表明对西方中心地位行将丧失的恐惧。现在西方中心很难维持下去，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世界单民族就有３０００多个，而且又有着不同的发展，如托夫勒所说，有农业、工业和后工业文明，这种多元格局与一体化趋势，有互相促进的一面，但是相互矛盾很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已成了全球共同面临的难题。有人提出把联合国变成世界政府，我想这在短时期内至少是不现实的。全球化悖论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我从来只提全球化，不提全球一体化；现在冒一句，真正的全球一体化可能还要５００年吧！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责任编辑：薛晓源）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海阔天空扯乱谈

还记得整整五十年以前，1950年的元旦，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伊里亚•爱伦堡写的回顾二十世纪开头和瞻望二十世纪末叶的文章。爱伦堡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被认为是最有世界眼光的记者和作家，文章也确实写得有魄力，有气势，不但使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为之倾倒，也使许多老革命家赞叹不已。现在找不到原文，内容已不能尽记，但是轮廓仍然十分清晰。他以一种照见一切的视角，从世纪初的世界各大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大英帝国的宫廷来看世界（当然没有中国和美国，那是世纪初的欧洲人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照这些王公贵族看来，二十世纪的世界仍然是他们联合统治的世界，彼此之间固然免不了磨擦斗争和盛衰消长，那也是它们自己内部的事，别的人是动不得这些大人先生的毫发的。

然而不料十四年之后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之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又出现了当时还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注定要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又过了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这样，在爱伦堡眼里，在二十世纪剩下的一半岁月里基本上就是无产阶级（或者扩大一点是说劳动人民的）的政权从胜利走向胜利，从一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形势一清二楚，真可以说是“无待蓍龟矣！”

爱伦堡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名士，连鲁迅都称引过他的话“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其见识与交游之广，在中国是没有人可以比得上的；文章也真是文情并茂，旁征博引，挥洒自如。我们这些自以为研究国际问题的青年人根本不敢说向他学习的话，只有在心底暗想“什么时候才能写得出像这样的文章来呢！”

二十世纪终于结束了。爱伦堡的预言竟然没有应验，世界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乎谁都没有料到苏联会在存在了七十四年而且取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与成就之后一朝瓦解。

这个事实，还有不少其他的事实，教会了我们：历史是无法预言的。

但是，也不要怪爱伦堡。西方自古以来的哲学家都教导人：要是没有一套概念的体系，就根本没有办法认识世界。这个看法，好像现在连东方人也认可了。

虽然我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才出生的人，但是，三十年代就已经领略到世界共产党人观察分析世界的方法。这要归功于我初中的级任老帅陈迅易先生（他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是他把接着韬奋的《生活》周刊被封杀以后立即出版的《永生》周刊创刊号上由主编杜重远写的发刊辞油印了作为我们的教材。这篇文章的题目和详细内容都已经忘掉了。但主题则印象清晰，宛然如昨。讲的是世界已分为两大营垒：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营垒；另一个是社会主义的营垒。前者是黑暗的，没落的；后者是光明的，欣欣向荣的。这个世界观同十多年以后九国共产党情报局1948年华沙会议上所作的分析完全一样。我到现在也还不明白当时不过是一个进步人士的杜重远怎么有这样的洞察力能预见到后来统治共产党“阵营”的这种世界观，也弄不清楚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怎么能允许这样的文章公开发表。陈先生又怎么有这么大的胆量敢把这样的文章给我们当教材。不过，这都是后来的话，当时的我是懵懂到连这样的问题都提不出来的。

这确实是我后来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启蒙读物。我至少知道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名词。虽然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更常用的分类法是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但是这个印象已牢牢植入我心中，到冷战开始时，心里早有准备而不觉得新奇了。这个理论的有效性，对我以及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概一直维持了四十年，到毛泽东晚年别出心裁地提出“第三世界”与“三个世界的理论”才开始模糊。又过了十来年，到1989年底柏林墙被推倒，1991年苏联解体才随之失效。

当然，很难说杜重远的文章有多大的权威性，权威只能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也就是“马恩列斯”（那时候毛的权威还不突出）。现在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员在内，大概都已不记得每当党开全国代表大会，总书记代表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的精神形成的世界观，一定要从国际阶级斗争的总形势讲起。在这方面最权威的组织是苏联共产党，个人最高权威就是斯大林。说起来我是后辈，对早年的苏共代表大会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知识，不过到1939年苏共十八大的时候，政治上已经多少懂点事儿了、因此还有印象。那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作的报告大概堪称典范，他分析在出现了美国经济危机后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陷入了所谓“总危机”，往死路上走了，而在完成了两个五年计划并且制定了新宪法的苏联则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而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些话对我来说虽然也还是似懂非懂，然而已经足以引得我热血沸腾而欢欣鼓舞了。

中国红军的长征结束以后，接着就是抗战，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直拖到1945年春天才召开。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像斯大林那样全面，但是也还是从国际到国内，从形势到任务，即便又过了十一年才召开的八大，以及后来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报告，总的框架也还是不能超出这个范围。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的十二大。按照邓小平的精神，胡耀邦作的报告不再分析国际形势而只讲“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内容只是讲了中国对美苏日等几个大国的政策，其地位也被压到国内问题之下而列为第五章。

估计很少人会注意到这个变化，但是其意义其实是相当重大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用以观察国际形势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已经换掉了。

现在的研究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青年学者们开口闭口就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如何如何。他们今天这样说话完全是理直气壮的，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仅仅在二十年以前，在文化革命中以及以前谈论国家利益，还是禁区，是不能容许的。那时候只能讲“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有“人类解放我解放”。上面说的转变一直到1982年才发生，又过了几年，大概到1985年以后，才有几个老同志带动几个年轻的同志偷偷摸摸地，战战兢兢地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概念，渗透到学术界、舆论界来。这个，我估计，现在大唱民族主义高调的青年学者可能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了。他们更不知道，在那以前，在1941年的苏联卫国战争以后，只有爱国主义才是正义的，而民族主义是反动的，是根本不许谈的。

其实，上面所说的世界观无非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世人心目中，意识形态之争是几乎贯穿了二十世纪的最大的问题。取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大相径庭的。敌对阵营方面的看法，我只知道除了自认为大获全胜之外，还是纷争不已。因为他们与我们不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历来就是各唱各的调。不过，如果要写世界史的话，就不能不包括这些看法，或者熔铸出超越这些看法的新看法。然而我见闻不广，学力不足，即使海阔天空，也谈不出什么条理来，只好殿之以“扯乱谈”三字，无非自文其陋而已。

在意识形态淡化之后，还必须有分析国际形势的工具或者世界观来取而代之，这实在不是小问题。因为，即使本来用以观察世界的世界观失效了，没有用了，但是，人的本性仍然要制造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来，因为这是一种“必需”，就像走夜路的人总是需要拿一盏灯笼或者拿一个手电筒一样，否则就无法迈步。当然手电筒有能照一千尺的，也有只能照一百尺的，甚而只及脚下盈尺之地的，那就是所谓世界观高明与否的不同。然而，与手电筒不一样的是，这往往只有事后才能判明，这就是人对自己历史发展的认识总体上的局限性与盲目性。

现在是处于世纪之交，同时又处于千年之交，对于一个人来说，这都是难得的机缘，因此颇有好事之徒，不但热衷于回顾二十世纪，瞻望二十一世纪，而且热衷于回顾与展望前后各一千年。然而，“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智则不足”，其结果正如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一样，完全当不得真的。

对二十一世纪，可以肯定无疑地预测的，只有一句话，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必然会继续下去。如果一定还要多说一点什么，那么也只能再加一句：在世界范围内，工业社会将完成向信息社会的转变。

全球化也许可以说来自于人类的天性，或者出于人类的宿命。现在有人说，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就开始了。理由是：本来是同源共祖的人类，其活动能量必然是越来越大，它为寻求适于生存的土地而向各地分散之后，又必然会随着活动能量的增大而相互交通，而重新汇合。这些话当然是不错的，但是我还是要把全球化的起点定在1492年哥伦布之发现美洲。在那以后的五百年中，人类虽然处于全球化的过程中，却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而是未被意识到的全球化时代。马克思虽然看到了一些苗头，但是也还没有想到“全球化”这个词儿。只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球化这个词儿才开始流行，其标志就是罗马俱乐部在1992年发表的报告：《第一次全球革命》，说人类正处于全球化的初级阶段，上距哥伦布发现美洲正好五百年。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国际关系的经济化。这个趋势其实在二十世纪下半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虽然全世界处于冷战状态，虽然各种小战争不断，但是毕竟没有重开世界大战。人们越来越懂得在发动一场战争之前，要做一番投入――产出或者成本――收益分析。二十世纪最大的两个发动战争的国家――德国和日本开头都想大占便宜，但是结果却都是大蚀其本。更加发人深省的是，它们在无条件投降而被占领以后，一心发展经济结果反而在国际上取得了从前没有的利益和本来没有的地位。世纪末想称霸波斯湾的伊拉克，也因为侵略科威特而做了一场蚀本买卖。这是世界经济生活大变化而形成的一条教训，应该有长期性的效果。光从这一点说，世界和平的因素已经大大增加了。中国的邓小平因此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论断，预言我们的时代至少到下一个世纪上半期将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虽然如此，工业革命以来的全部经验显示，经济的发展虽然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却必然会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这个过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最新的情况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却消费着世界总产品的百分之八十四。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二百名富豪的财产占全球人口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其中头三名的富豪的财产超过了世界四十八个最贫穷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这种差距增大的趋势继续下去，要保持世界和平，维护社会安定是相当困难的。

问题还不仅如此，对于全球化所要“化”的各个对象而言，即使许多国家和个人都能分摊到一些好处，其利弊得失也是大不同的。因此到l999年底的西雅图会议上，虽然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几乎是争先恐后地抢着进入作为全球化的重要标志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另外一方面，又有许多国家与团体坚决地反对全球化狂热的示威游行使得这次会议什么决议也通不过，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而站在反对一方的，又大异于过去标准的分类法――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而是犬牙交错的各种利益团体与非政府组织（NGO）。甚至发达国家的工人也起来反对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抢走他们的饭碗。

更严重的是：全球化同时也是公害的全球化。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的存活率有了极大的提高，这当然是好事，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世界人口从十六亿增加到六十亿，其增量超过地球上自有人类几百万年所积存的总量几近三倍，然而地球并没有扩大，人类生活所需的资源并没有增加，反而由于人类开发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越来越高强而处于濒于枯竭或者严重污染的状态。二十世纪一个世纪破坏人类生存的环境与消耗的资源就抵得上过去的百千万年。时至今日，连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空气与水都成了大问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先觉之士，提出了“增长的极限”的警告，要人们记住“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从那时以来，只有少数先进的国家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方面取得了一些进步，如日本的水俣病由发生到克服，英国的泰晤士河由污浊到返清，也许提供了一个好的榜样，但是对整个世界的大局来说，情况仍然在加速恶化。而大气和水的污染，森林的砍伐，气候的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受害者是不分国界的。可以预言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可能由于各项国际条约的签订，由于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由于各种环保技术的发明与推广与环保政策的制定与实行，生态问题的全面解决也许会透露某种端倪，然而二十一世纪决不会是环境问题全面改善的一个世纪，情况还将继续恶化，只不过可以希望为二十二世纪的全面改善提供各种条件，打下一个基础而已。

当前全球环境恶化中最严重，最要命的问题是水资源的问题。在人类不过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曾经屡次发生过干旱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消失的事例。但是问题的规模和严重都远不足与今天的相比。

二十世纪已经出现过为争夺石油而发动的战争，二十一世纪未见得不会因为争夺水资源而发动战争。要知道，缺水比缺油要严重得多，对一个国家来说，缺水可是其人民生死存亡的问题。至于几个小国争夺水的战争是否会引起连锁反应而触发一场大战，我们只能说：其概率是很大的，至少要比人类想出办法来供应缺水的土地和人口以水的概率大。

中国的环保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就以我这个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四分之三的人来说，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青山绿水变为穷山恶水的事例，近年来，淮河与太湖的污染，黄河断流和长江的黄河化更是触目惊心。应该说中国人自古以来的环保意识就是不强的，这几年，很有一些“大师”们想举出一些圣经贤传，证明中国人历来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可以为全人类特别是工业化了的西方人所师法，可惜他们搜索枯肠能拿得出来的证据，简直不值一提。我的希望是，中国人今后少念一些“天人合一”的咒语，认真学习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环保政策，也许有可能保住祖宗传下来的这份基业，不致被我们这些不肖子孙“坐吃山空”。

按说，全球化最后应当能发展出一个“全球价值”来，这也是自古以来贤哲的理想。不过这大概也不是下个世纪可以实现的，二十一世纪顶多也只能搞出一个轮廓来罢了。保护环境，无疑会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价值，问题只在于制度化的程度，深入人心的程度，切实有效的程度。另外，全球价值买际上早已经存在，不说人类早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自由、平等、博爱”这类比较抽象的概念，也不说当今世界上不少宗教家、哲学家正在努力建立的“全球伦理”，近几个世纪各个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各种公约或者“游戏规则”实际上已在规范着越来越多的人的行为。我们要的全球价值本来就是可以操作的，能为全体人类共同遵守的规范，希望能够据以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民主与法治，由此可以消除一切大规模的冲突，维护世界的与地区的和平，改进人类的生存环境，促进人类的进步。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全球意识的萌芽，不仅在少数智者的预言中，而是在各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中。不过，萌芽离成熟还十分遥远。看来全球主义的实现只有全球意识与个人人权观念的普遍结合以后才有可能。

亚洲价值论的天然缺陷，一是亚细亚本来是欧洲人对位于他们东方的这块大陆的称谓，自称亚洲已不免有点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二是亚洲实在太大了，无论就传统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构成甚至种族差异而言至少要分成东亚、南亚、西亚三大块，还很难包括也算属于亚洲的西伯利亚和太平洋各群岛在内，各大区域之间的共同点亦即亲和力甚至比它们各自与西方之间的更小。只有专制主义与家族主义可能彼此相似，然而这却特别不容易成为联合的纽带。

李光耀在提出亚洲价值的时候，是以儒家伦理作为号召的。他意识到儒家思想很难涵盖全亚洲，因此明确提出亚洲价值的适用范围仅限于东亚，甚至不包括东南亚，因为“东南亚文化已混杂了印度文化”。可是紧挨着新加坡的邻国马来西亚的穆斯林总理马哈蒂尔却也要充当亚洲价值的倡导者。而受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韩国则对亚洲价值并不认同，前总统金泳三、现总统金大中都不但攻击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为威权主义（亦即专制主义），而且揭橥全球价值，在政府施政中也竭力要向全球价值看齐，这都是可以使李光耀难堪的事，他只好对之视若无睹，置之不理。

照说，李光耀是生长在英国殖民地的人，从小到大受的是英国人的教育，对儒家的经典所知甚少，只有其统治方法大概是来自于从新加坡华人的文化传统。直到八十年代，他才从中国在陆与台湾以及美国聘请一些他认为的儒学专家到人口只有百万的新加坡宏扬儒学。以后这股风又吹回到中国大陆。到二十一世纪，也许只有儒学发源地的中国才能产生为亚洲价值担纲举旗的掌门人。

另外一个名气不小的亚洲人，1998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人阿马蒂亚•森公然指斥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观为“李氏假设”，而且认为它必然要消失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主的全球价值之中。这场争论将如何继续下去，还不能肯定。（补记：据2001年1月28日，美国《新闻周刊》网络版报道：李光耀在前一天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新加坡和香港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英国殖民地的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度和法治。李光耀的改变立场，不知是否意味着全球化在深入发展。）

不过，历史表明，各国、各民族之间，即使价值观相同，也并不能免于冲突甚至战争。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就开始于文化以至宗教传统基本相同的欧洲国家之间，后来交战双方又各自把价值观本来大不相同的国家扩大为自己的盟国。二次大战以后，苏联与中国都宗奉马列主义，互称兄弟国家，价值观可谓高度一致，五十年代中国人口头常说的话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可是不过十年，双方终于交恶，还打了一场边界战争。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充满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举不胜举，已没有举证和论证的必要了。

亨廷顿在九十年代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中国是不被看好的，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其实他所作的是事实判断而并非价值判断。他说的恰恰是西方价值是独一无二的而并没有普遍意义。有批评他的人说文明的差异古已有之，并没有什么新鲜，殊不知正因为古已有之所以自古以来冲突不断，而其一大原因恰恰是因为文明有差异。亨廷顿之所以提出文明冲突论，正是因为在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以后，历史更悠久，根子更深的文明差异浮现，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纷争的原因。九十年代的历史实际上已证明了这一点，不过同时也证明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也没有完全消失，还在酝酿着仇恨与对立而已。亨廷顿因为怕发表美国人现在十分忌讳的种族主义言论而没有敢说出世界实际上还有种族的差异与抗争。种族差异是人类发展过程中资格最老，因此也是根子最深的。而且种族差异的断层与文明差异的断层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亨廷顿的文明断层说实际上还有这一层未便明说的深意。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代表了对迄今为止主导着美国的白人将在2050年以后变为少数这一趋势所怀的恐惧。实际上各国都有这种心怀恐惧的人。他们怕的是在民族与世界的范围内，劣质人口日益增加的数量优势反淘汰数量上相对越来越少的所谓优质人口。这种恐惧显然带有种族主义和文化歧视的倾向。有人已称之为当今世界第一大问题。但是这个论点能否成立，仍待观察。

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我个人的希望只是：对“阴谋论”（Theoryofconspiracy）的应用能有所收敛，退回到阴谋确能起作用的范围以内。人间事事处处都有阴谋，这点不必怀疑。但是把一种制度的没落，一个思潮的兴起，一个国家的灭亡，都看成只是几个人“策划于密室”的结果，就不但是“小题大做”，而且于人于己都只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三十年代上高中的时候，教世界史的老师蒋仲良先生一再叮嘱我们“要认真领会两个小小的岛国――希腊和英国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这话我记住了，但是直到五十年后我才觉得自己懂得了，而且认为与蒋先生的认识已差不多了，它们的贡献其实就是科学和民主。只是到九十年代才发觉，这两种文明的底蕴还有很大的潜能在慢慢发挥出来。

出现本来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它一旦为人所羡慕，所模仿，成为一种时髦，一种流行，一种趋势，就带有必然性了。全球化大大促进了这种必然性的规模与意义。比如都是这种示范效应的表现。在二十一世纪，大概全世界各国都会加速现代化，经济加速市场化，政治加速民主化，这些都可以推测是必然的。但是学习的大方向虽然一致，各国的实际情况却是千差万别，各国内部都有强大的抵制的力量，至于歪嘴和尚念歪了经更是屡见不鲜的事，所以历史还是无法预测。

二十世纪出现的又一个大转变是分裂与战争向联合与和平的大转变。

在世纪上半期接连打了两次大战，彼此有着血海深仇的西欧各国竟然团结起来组成了欧洲共同体，正在朝“欧洲联邦”前进。现在除了全球化以外。联合和团结的呼声遍及各大洲。北美洲美、加、墨三国可望在二十一世纪做到这一点。比较困难的是中、南美洲。虽然它们在文化上和种族上只有伊比利亚、印第安与黑非洲三个来源，经过五百年的磨合，三者之间的冲突已不如国家利益之间的差异大，现在也有联合甚至统一的要求与组织――美洲国家组织和南方共同市场。但是．正如论者所说，拉美国家很容易达成一些表面的协议，如禁止毒品和普及教育之类的一般性承诺，而要实现真正的合作却是很难很难，因此还不能保证能在二十一世纪实现欧洲式的联合。现在，普遍的看法是地区联合正是全球一体化的前提。

最不容易联合的还是1955年以万隆会议一声惊雷震动世界的亚洲和非洲。亚洲是世界最大的大陆，面积占世界陆地百分之三十，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几乎是世界各大宗教与文化的发祥地，正是殊方异族，五花八门，彼此间的共同点与亲和力还远没有发展成熟。现在只有一个APEC，虽然中国把它翻译成为“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但是它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并不是一个组织，只是各国首脑每年开一次例会的论坛，离组织起来还远着呢！

全球化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是财富的大量增殖。增殖的财富理应为全体人类所共享，但是整个二十世纪的经验却证明了，要维持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平均，只有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其结果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极权专制。要保证个人自由，确实可以形成空前的财富，因为人的精神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表现为创造。但是，“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个个人的自由发展又必然会拉大贫富的差距，无论是在一个社会内部各个个人之间，还是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概莫能外。二十世纪固然远谈不上解决这个两难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已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看来在保证个人自由、积极发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利用增殖的财富，努力改善分配，首先是消灭绝对贫困，然后是缩小相对贫困。这点在西欧北美已经初步做到了。就全球而论，则贫富差距还在继续增大。这个趋势在二十一世纪还将继续，顶多只能做到消除全球范围内的绝对贫困，使最贫困的人生活也能有所改善而已。由自由以求得平等，可能是人类永恒的任务。

二十世纪的世界比过去到底有了哪些进步，《印度时报》在世纪末发表了三个人的见解：一个是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布拉德福德·德朗。他认为，由于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二十世纪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史无前例的提高。第二个是1998年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他认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是民主政体取得胜利而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模式。第三个是社会学者彼得·伯杰。他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个人的自我实现更重于忠诚于任何团体的观念，看作是二十世纪最大的成就。

从自古到今的历史发展看，这些观点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而且从理论上说也是互相支持的。可以合理地希望这种进步的趋势会继续下去。

人类的历史到底有没有进步？应当说还是有的，但是每进一步的同时却又带来了更大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人的生活与健康的改善，大大增加了人口的数量，然而却又造成了环境与资源的问题使人头痛。这种情况实在很像章太炎主张的俱分进化论：一方面是人所认为的“善”在进化；另一方面则是人所认为的“恶”也在进化。照佛家的说法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代西方人爱援引的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的故事大概就是人类永远不能逃脱的命运。

都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进步的第一动因。然而正是在二十世纪末，科学发生了可以将人类的命运推入不测的深渊的变数。

1998年新年，美国总统克林顿邀请当代世界一流学者到白宫作客，请他们谈一谈本学科与全世界在二十一世纪的前景。有爱因斯坦而后最大的物理学家之称的斯蒂芬·霍金发言，认为人类天天都在进化。以我的知识，人类在一个世纪内的进化，在生理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不能理解他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一个特大进步是：从遗传学发展到分子生物学，从发现遗传基因到发明基因技术。2000年6月5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美英法日中等国科学家已宣布绘制出人类基因组草图，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迄今为止，科学的发现与技术的发明都还只是方便人们的生活，延长人的双手的劳动能力和大脑的思维能力而已。而从二十世纪末叶开始，科学的发现已探测到人体本身，技术的发明已能改造人体本身，其意义真是无法估量，其后果真是无法预测。

早十年，已经有人担心一旦基因被破译以后，人类的自然进化可能中断，迄今为止规范着人类的伦理道德标准可能崩溃，甚至人本身的定义都有可能失效的危险。现在，关于“生物炸弹”，“基因战争”的谈论已经越来越多了。在一个因为人口越来越多而不胜负担的地球上，有什么能保证不再出现希特勒式的狂人以争取“生存空间”和淘汰“劣等民族”为理由而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种族灭绝的战争呢？

据现在研究基因的专家宣布，世界上任何两个人基因的差别都不会超过</